5月14日－16日，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国展开上任后首次国事访问。当他16日启程前往蒙古时，行囊里不仅收获了24项政府间合作文件和21份总价值达220亿美元的商业备忘录和协议，还因为应邀到访习近平主席的故乡西安，以及和李克强总理玩“自拍”，在中国树立了“亲善”形象，掀起一股“印度热”。
同为世界人口大国，印度和中国长期以来面临相似的发展难题，再加之边界争端、政治体制相异、争夺在亚非拉地区的势力范围，种种议题使两国经贸交往并不活跃。
目前，在印度经营的外国公司中，欧美、日本和韩国公司的数量是中国公司的十数倍；来自中国的FDI总量虽然自2013年跻身世界前三，但是在2000年－2014年期间，中国对印度的投资还不及中国香港、波兰、加拿大、马来西亚等9个国家和地区；2013年，双边贸易额仅为650亿美元，印度未进入中国十大贸易伙伴国之列。
不过，双边经贸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契合点。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前官员、独立研究中心政策分析师赫斯科维奇（Benjamin·Herscovitch）对《财经》记者指出，印度急需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中国公司在拉美、非洲和亚洲成功运行了很多大规模、大投资的项目，经验丰富；而印度拥有发达的服务业、高素质且便宜的劳动力以及庞大的市场，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急需的。
互补局面虽然出现，但中国与印度的经贸和投资关系背负沉重的政治包袱，“只有处理好政治问题，双边经济关系才可能有实质性的改变”。位于新德里的国家公共财政和政策研究所经济学家巴努姆纳溪(N. R. Bhanumurthy)对《财经》记者表示。
这一次，莫迪将其一向务实的风格投射在对待中印关系的态度上。
5月15日，莫迪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出人意料地宣布印度将正式向中国公民发放电子旅游签证。这个决定事前并没有和中方沟通，陪同在场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喜出望外，对在场师生说：“这是条大新闻，让我们再次感谢总理的礼物。”
由于边界尚有争议，印度多年来一直将简化对华签证程序与边界问题挂钩。中国公民获得赴印签证不仅要求准备资金证明等繁琐的材料，等待时间也从5个－30个工作日不等甚至更长。现在，电子签证将申请时间缩短到72小时。莫迪在做上述宣布时表示，中印需要快速地、不带任何偏见地解决边界争端。
互补空间扩大
自莫迪上任以来，印度宏观经济利好不断。2014年5月以来，通胀率和消费者价格指数持续回落，财政和贸易赤字控制得当，债务与GDP之比亦远低于中国。
印度中央统计局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四季度印度GDP同比增长7.5％，高于中国同期7.3％的增长率，预计2014年－2015年印度经济将增长7.4％，与中国持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今年新兴经济体前景整体看弱，唯独看好印度。在4月份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IMF乐观预测，印度经济增速今年将超过中国，是自1999年以来的第一次；未来五年内，印度经济增速将最快增至7.5％，超越中国，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主要新兴经济体。IMF总裁拉加德在今年3月访问印度时称其为世界经济的“亮点”。
作为能源进口大国，印度经济基本面转好一方面归功于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另一方面得益于外界对莫迪政府经济改革的信心。莫迪在领导古吉拉特邦时就树立起廉洁政府及经济能人的美誉，该邦的富裕程度、GDP增长速度、工作机会及产业集中度均高于印度整体水平。上任伊始，莫迪政府宣布一系列改革计划，包括降低通胀、简化征税、创造就业、招商引资等。
上世纪40年代末，中国和印度先后独立，当时印度人均GDP略高于中国。现今中印差距明显，在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9月3日发布的2014年－2015年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中国位于第28位，印度位于第71位。
不过，印度还有不少尚待开发的经济发展潜力。资深外交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前所长杨成绪总结印度有如下优势：首先，英文基础好，和欧美国家沟通便利；其次，服务业较发达，特别是软件服务业，已经形成了像班加罗尔这样的产业中心；再次，虽然土地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但是耕地面积却要大一倍；最后，印度拥有12亿人口，其中近一半为2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样的人口结构可能让印度在未来数十年享受“人口红利”。
这一人口潜力尚未释放出来。据印度就业调查报告，印度就业人口约4.7亿，其中90％左右处于非正式就业状态，每年还有1200万新增劳动力。占GDP58％的服务业无法满足大量的就业需求，而能够提供就业的制造业羸弱，仅占GDP的15％左右。2012年－2013年印度GDP增长4.9％，制造业产出增长仅为1.1％；2013年－2014年GDP增速略有放缓为4.5％，制造业产出更是下降0.2％。
因此，莫迪参考中国经验，提出“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计划，希望在2022年以前将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到25％，成为和中国相当的制造业大国。
要落实这项愿景，一些瓶颈问题更加凸显：除了经商环境、法律、商业文化、人才素质等软性指标，落后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亟待更新。印度计划从2012年到2017年在公路、港口、电力和其他基础设施投资1万亿美元，据印度国有的基础设施融资有限公司(India Infrastructure Finance Co. Ltd.)估计，其中需要约7500亿美元融资，是新加坡经济总量两倍还多。
巴努姆纳溪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国内需求减弱，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剩余的产能正好需要寻找出路；欧美国家在经济危机后缓慢复苏，需求并不旺盛，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印度基建对两国来说是双赢。
在中印的贸易结构中，印度主要向中国出口原材料，进口机器及其他成品。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更高，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从2001年至2002年的10亿美元大幅扩大到目前的400亿美元。
2015年4月，印度工业联合会发布的《加速印度-中国经济往来》（Accelerating Indo-China Economic Engagement）报告称，印度政府将采取新的策略改变贸易逆差，向中国要求一些印度擅长领域的市场准入，例如医药、IT、农业、食品加工和汽车零部件；印度将进入那些中国制造业尚不强势的地区，例如政府将帮助印度工业开发和投资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市场，在哪里生产产品迎合中国市场的需求。
政策歧视掣肘
莫迪中国行的最后一程安排在上海，他在那里受到了明星般的欢迎。
5月16日一大早，莫迪单独会见了22家中国企业的负责人，由于聊得太投入，不得不将原定于10点15分举行的中印经贸论坛和签约仪式推迟了30分钟。
这些企业中有进军印度的传统行业汽车、能源、建筑、通讯器材等，也包括了中国发展最快的智能手机、电子商务以及传媒集团。
过去20年，在印度的中资企业在数量和发展质量上都远远落后于日韩和欧美企业。2014年，中国在印企业约300家，日本则有1200余家。按照日本政府的预测，在未来五年日本企业的数量还将翻一倍。以家电行业为例，日韩企业占据了主流市场，中国产品往往只能贴牌销售。
中国企业缺位印度市场的原因有多种。中国驻孟买前总领事刘友法曾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全球战略考虑，长期以来历届印度政府对中国企业和资本实施歧视政策——在企业审批上增设“安全门”，在项目竞标上有差别待遇，签证和工程技术人员工作许可证也不给与便利。
政策环境不利导致中资企业数量少，不利于形成产业效应，大多以低价作为竞争策略。北京中冶钢联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冶金行业对外工程承包的国际工程公司，2000年进入印度市场，目前80％的项目在印度。副总经理温晓雨对《财经》记者表示，在印度，一个工程往往有多家中资公司参与投标，相互之间无序竞争，竞相压价，价格低到使中标方难以维持供货设备及工程的质量，最终损害中资企业的名声。
对此，在2014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印后，中国拟在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建立产业园，前者聚焦能源电力，后者注重汽车行业。
随着双边关系的回暖，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型中资企业开始加速在印度布局。华为、中兴、上汽集团、三一重工、上海城建等都是近两年有重大投资或重大项目中标的活跃企业。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马云5月16日与莫迪见面时说：“印度让我们很激动，特别是你们提出的印度制造和电子印度。”今年3月，马云已经赴新德里与莫迪探讨过印度发展互联网、建立网上信用支付系统等问题。印度多家互联网巨头，诸如TCS、Infosys、Techmahindra等企业的CEO都出现在此次中印经贸论坛上。
今年初阿里巴巴宣布以5.75亿美元入股印度电商PayTM；华为在印度班加罗尔投资1.7亿美元的新研发基地落成；2014年北车下属永济电机公司投资500万美元成立印度合资公司开拓印度铁路市场。
小米公司市场部公关总监刘伟对《财经》记者表示，印度是他们在全球扩张的关键市场，由于它跟中国整体经济水平和电商发展水平尚有差别，他们也在进行调整，例如仍在思考在印度是否完全通过电商销售。
“我们正在印度建立研发中心以及以MIUI为基础的互联网服务，还会直接投资印度的创业公司，特别是那些将来可以融入小米生态系统的产品类公司，同时，我们也建议国内创新公司（包括小米生态链企业）去印度发展。”刘伟在邮件中表示。
印度与中国有着同为发展中国家的相似性，但在税务、法务、公共关系和媒体关系等领域又呈现出很大差异。印度中国企业商会秘书长、竺帆集团CEO黎剑建议说，中国企业可以把印度作为锻炼海外运营能力的试验田。
正因如此，中小企业也持续看好印度。温晓雨对《财经》记者表示，未来5年－10年印度仍将是他们的重中之重，希望通过在印度承揽工程或投资建厂，形成示范效应，辐射伊朗、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印度周边国家。
改革遇阻?
为了改善经商环境，提振投资者信心，莫迪在竞选时就承诺将在土地、劳动力市场、签证和税收法律等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过，改革到目前为止几乎搁浅。巴努姆纳溪对《财经》记者表示，从近期议会对几个主要法案的激烈争辩来看，莫迪遭到的阻力一点不亚于往届政府。
最大的问题集中在征地——外资企业设厂和进行大型基建项目的第一步。现行的土地法律规定，征地活动中，征地方必须向土地所有者分别支付最高达土地市价2倍－4倍不等的收购价格；同时，公私合营项目和私营企业在征地时必须事先分别取得70％和80％土地所有者的同意。这在很大程度上让投资者望而却步。
莫迪希望通过新法案，使得用于工业开发、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土地可以绕过“80％土地拥有者同意”这一环节。
另一项改革重点是“货物和服务税收法案”（GST Bill）。印度税种繁多，不同邦或商品征收不同的税，如边境税、当地销售税、中央服务税、增值税等，常使不明就里的外资企业眼花缭乱，头疼不已，并为此支付大量额外的行政成本。GST法案旨在建立全国单一税率系统，不分中央和地方，形成统一的税收市场。
不幸的是，由于5月12日在联邦院（上议院）遭到了反对党派的阻挠，两项提案均未获通过，随即股市应声下跌，商界一片悲观。莫迪从国外企业和投资者那里收集到的火星能否形成燎原之势，还要取决于国内政治的博弈和改革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