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10日起，北京市多家卷烟零售店，几乎所有品牌香烟全部涨价，20元以内的香烟涨价约1元/包，20元以上的每包涨价约2元。

作为全球烟民数量之最的烟草大国，中国终于实施“税价联动”控烟，自2015年5月10日起，全国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率上涨6％的幅度，并按支加增从量税，一包烟加0.1元。

“这次加税提价，至少让吸烟人数下降200万人，因吸烟相关疾病导致死亡，或潜在死亡人数下降37万人。”5月15日上午，在北京，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召开的闭门会议上，参与此次烟草税价政策调整的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郑榕预判。

通过烟草税价调整，抑制卷烟消费需求进行控烟，净化室内环境，是国际通行经验，也是单项措施中最为有效的控烟手段。然而，因涉及部门利益和利税，国内曾对烟草税负三次调整，均未触及零售价格变化，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控烟效果。

此次烟税调整，首次从控烟角度入手，“税价联动”直接使各地卷烟零售价上涨。参与烟草税价调整的多位专家认为，这仅是中国控烟步履之开始，未来的控烟是“小步快走”。　　

税价联动

据此次税价调整预测小组的测算，新政后，理论上每包烟的零售价会增长7％—10％。实际是，零售环节加价幅度大于预估，也高于加税幅度。

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烟价每提高10％，会使烟草消费在发达国家减少4％，在发展中国家减少8％。

巴西2006年－2013年间，卷烟消费税增长116％，单盒烟价增长74％，而同期卷烟销售量减少32％。南非1993年至2009年间，卷烟税负提高幅度达20％，同期卷烟销售量减少30％，成年人吸烟率下降了12％。

从国际经验看，越低廉的香烟，一旦提价后造成销量下滑越明显，“低收入群体对价格比较敏感，价格提升容易导致购买力不足”。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克安对《财经》记者说。

此次烟税调整，对每包零售价5元以内的低档烟冲击最大，因在批发零售环节没有利润可赚，可能最终导致其在市场上消失。中国低档烟的市场需求量大，主要消费群体为青少年及低收入人群，这直接有利于这一消费人群的戒烟，或吸烟减量。

世界各国都对烟草课以重税。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主任杨功焕曾针对签署WHO的控烟公约缔约国进行定期评估，2014年的调研结果显示：在178个缔约国中，92％的国家已上调烟草税，平均达到烟草税占零售价的65％，部分国家高达80％以上。

自1994年中国确定烟草消费税税制后，曾有三次烟税调整，每次调税目的不同。1998年、2001年两次调整，据称是为规范管理烟草行业；2009年，是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增加税收。这三次调整都未影响零售价。

此后，在国际舆论、国内控烟履约形象、吸烟危害已成共识等多重压力下，中国烟草税再次调整的研讨未曾间断。2006年WHO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但在实质性涉及加税幅度时，各方僵持。

王克安回忆，控烟主管部门卫生体系和控烟组织希望高幅度加税，烟草行业的主管部门则维护自身利益，认为大幅调税的时机并不成熟。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中国烟草总公司总经理凌成兴2014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方面承认控烟势在必行，强调烟草行业要全面提升控烟履行的形象，另一方面强调吸烟有着数百年历史，还存在客观的市场需求。

“不同利益方肯定需要一个相互协商的过程。”郑榕说，这次调整加税幅度6％，是各相关部门经过长期博弈的结果。

据郑榕测算，中国此次税价调整后，平均每包烟的税负由51％增加到55％，与国际水平仍有差距。世界卫生组织曾在2014年提出建议，各国烟草税应占零售价的70％以上，控烟才会更为有效。与此指导性目标相比，中国烟草仍有税负调整空间。

即便调价后，中国的卷烟价格依然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公开数据显示，日本、新加坡的最低香烟价格折合人民币每包分别33元、60元。

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宜群建议，让烟草税价调整常态化，尽快缩小与国际差距。

健康利好

长期吸烟成瘾难戒，已被国际上认定是一种慢性疾病，有特定的国际疾病分类编码，并列入《中国临床戒烟指南（2015版）》。

在中国，从1990年到2010年，烟草导致的死亡人数从每年70万人增至140万人。

中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人，约占世界吸烟总人口三分之一。吸烟率即使只略有下降，都意味着减少了数百万烟民，这些人将因此避免吸烟导致的疾病和死亡。换言之，价格越高，将有越多人的生命得到挽救。

在中国，15岁以上的人群吸烟率28.1％，其中男性吸烟率已超过一半。男性吸烟率居高不下，有两类原因：年轻人的吸烟率在上升，而老烟民也没有减少。

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控烟办主任梁晓峰保守估计，2030年烟草归因死亡占40岁以上人口死亡的25％，超过300万人，烟草相关疾病的发病人数超过700万。

“如果没有中国实质性地参与控烟，全球的控烟事业都难有成效。”中国控烟协会吸烟与疾病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支修益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这次烟草税价调整，将对公共健康带来利好影响。

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显示，7.4亿非吸烟人群在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达到136.6万，约10万人死于二手烟的“暴露”导致的相关疾病。与吸烟致病有关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艾滋病、肝病、结核等传染病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和。

在室内吸烟比雾霾污染的危害更大。今年5月1日，南京市一家从事室内空气质量监测的环保企业通过多项试验，证实吸烟对PM2.5浓度影响最大。

一间15平方米的密封房间，如果有三人同时吸烟，室内PM2.5浓度就可以超过800微克/立方米，比500微克/立方米的爆表值还高。类似实验国内外多家机构都曾做过。

烟草烟雾被证实含有700余种化合物，其中69种是可致癌的。

吸烟带来的二手烟雾，被公认为室内环境空气污染的重要祸首之一。多项科学研究证实，烟雾中含有数百种有害物质，是导致心血管疾病、中风、慢性阻塞性肺病、癌症、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此前曾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指导下进行了一项实验，结果证明，二手烟雾会导致室内PM2.5数据飙升，仅在香烟燃烧的4分钟过程中，PM2.5浓度远超过国家标准，而室内无烟时和三根烟燃烧后的PM2.5值两者相差26倍。

二手烟雾中含有大量的细颗粒物，烟草燃烧后，产生的多种毒害物质便吸附在细颗粒物上，因为这些颗粒物很小，很容易被深吸入肺，甚至直接进入血液，会更严重地危害人体健康。

“如果既抽烟，又有雾霾，那么两者叠加起来，对环境与健康的影响更甚，这就不仅仅是‘1+1=2’了。”杨功焕对《财经》记者说。

对环境效益的评估，往往也还是落到健康效益上。郑榕所带领的课题组专门进行预测分析，新政实施后，吸烟率将可下降0.12％，总吸烟人数下降200万人，潜在吸烟人数下降30万人，因吸烟相关疾病致死人数（潜在死亡人数）下降37万人。

这一分析仅是针对一年左右的短期效益预测，而长期效益必将优于短期效益，这将随着时间累积而放大显现。对于长期效益，在新政实施后的几年内，该课题组拟进行跟踪再评估。

戒烟瘾的代价

除了通过烟草税调整以外，采取其他的控烟手段也会实现健康效益。

比如，《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将在6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全国已出台控烟立法的第16个无烟城市。各城市的控烟条规均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控烟公约接轨，如执行得当，将直接带来环境和健康效益。

杨功焕牵头的课题组正着手开展对已实施控烟立法城市的健康效益预测，旨在通过这些评估，重新促进控烟措施的调适。按她的课题设计，将初定筛选几种重要疾病在特定人群中进行分析，比如，对50岁左右及以下人群的冠心病研究，因为二手烟是冠心病突发的主要诱因。

帮助吸烟者戒烟是慢病控制的重点。无论戒烟时间长短，都会产生健康效益。

杨功焕介绍，戒烟20分钟，健康效益为心率变缓、血压下降；戒烟12小时内，血液中一氧化碳水平降至正常；戒烟2周－12周，循环系统发生变化，肺功能增强；戒烟1个－9个月，咳嗽和气短的症状会缓解；戒烟1年，发生冠心病的风险会降至普通吸烟者的一半；戒烟5年－15年，发生脑中风与冠心病的风险会和非吸烟者类似，戒烟10年者，发生口腔癌、咽喉癌等其他多种癌症的风险也大幅降低。

“我们在测算健康效益时，不会单独只做控烟手段一项，还会把戒烟门诊的效果放入到一起评估。”杨功焕说。

根据欧美国家经验，如果控烟措施全面、到位，以及后续的戒烟诊疗配套，每年平均可使吸烟率下降1％。

不过，中国始终面临一个大难题。对于未成瘾者可靠毅力戒烟，而对于烟草依赖成瘾者，则需要辅助药物及医生专业诊疗。但杨功焕调研发现，全国医院800多个戒烟门诊门可罗雀，愿意自费戒烟的就诊者寥寥。

“吸烟者舍得花钱买烟，但心疼自掏腰包诊疗。”杨功焕建议，如能把戒烟费用划入医保体系，融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能控烟效果会大有改观。

亦有多位专家呼吁，为控烟有效，提高的烟草税收应“用之于民”，从烟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公共卫生领域的控烟事业，比如投入戒烟门诊，以及其他专项控烟事业。

“专款专用”在国外较为常见。根据WHO的调研，全世界超过20个国家实行指定烟草税用于卫生事业目的。比如，新加坡的烟草税收全部用于公共卫生的支出，美国多个州政府，以及泰国、韩国、印度等国家，指定部分或全部烟草税用于烟草控制。

WHO总结的这些经验，也证实了加大投入对控烟有帮助，终将作用于环境与健康效益。

本刊实习生张琛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