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评

罗先生此书以“再造文明之梦”为主题书写胡适，深刻揭示了胡适一生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间的关系。罗先生在继承其师余英时先生言说的基础上，从时代语境入手，对胡适再造新文明的志向和际遇进行了深入分析。胡适之志向与时代密切相关，从他出生到暴得大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大体上就是张灏先生所言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这一时期，作为中国思想界论说旧有典范的“中体西用”基本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罗先生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其时的中国已经由西学为用走到中学不能为体。在此背景下，国人寻求救国之路的思想和价值资源已转向西方，“中学”已降到知识资源并在西方价值参照下，形象转向负面化。

在民初中西新旧的认知框架下，西学几乎等同于新学，成为国人重建中国新价值与新文明的起点。这是胡适等发起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和使命所在。胡适一生以国民导师自居，以从创造新文化而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自命，这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得到充分彰显。

1919年，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认定新文化新思潮的唯一目的：“再造新文明”。罗先生以为，胡适此种态度与认知所蕴含的历史意义乃是把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张之洞等所关注的科技和政制层面提升到文化层面，从根本上突破了“中体西用”思想格局。从此，近代中国进入中学不能为体，从而探索以何西学为用的时代。

其中，被国人视为20世纪新文明却又理解不一的社会主义扮演了重要角色。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由倡导“德先生”“赛先生”转入大力传播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新的革命时代随之开启。其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践和胜利为社会主义新文明注入特定意涵，胡适和他再造新文明的诸种努力逐渐被打上资产阶级理论标签。此种基于阶级分析的新旧划分，将胡适排除在20世纪新文明社会主义之外。

罗先生此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尽量避免史学研究中的“倒放电影”现象，通过努力重建历史语境揭示历史被遮蔽的丰富性，重新书写胡适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合离。

罗先生系统考察了胡适对社会主义长达20多年的好感及其原因。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庞杂的思想体系，罗先生追根溯源将其分为两类：第一为“自由社会主义”，强调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自然关联，即萧伯纳所说“社会主义是民主理想的经济侧面”；第二为“共产主义”，主张在社会公有取代私有之后方可实现真正的自由和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一并出现在中国，不仅胡适是在前者的意义上保持了对社会主义的长期好感，早期的中共党人如陈独秀、李大钊也是在经历前者才成为后者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底，陈独秀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就明确赞成胡适的老师杜威对民主内涵日渐扩张的认识。晚至1922年底，李大钊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中还认定“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正因为上述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复杂关系，胡适和中共党人在相当长时期内对彼此都抱有莫大希望。国民革命时期，胡适不仅是中共思想界统一战线设想中真正钟情的合作者，在他1926年夏途经苏俄期间中共还对他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争取。当然，胡适也投桃报李，对中共学习的苏俄颇多赞誉。

当然，历史的最终走向并没有因为过程的复杂而根本改变。胡适最后选择站在了国民党一边。其原因多有，但作为20世纪新文明的“社会主义”，尤其各方对其的不同理解无疑是主要原因。胡适始终反对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这一点和国民党相当契合。中共却以其努力，使得马列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主导了中国社会主义的话语和实践，胡适乃至国民党等对社会主义认知遂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主张；但是，从长远看，问题的另一面或许更有意义，此恰如罗先生所注意到的：“资本主义自民初以来在中国知识人中长期不得人心的状况其实也超出我们一般认知的程度。”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民初以来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分歧是在被国人视为20世纪新文明的社会主义内部展开的。来自于西方而又批判西方社会主义，对心藏“师夷长技以制夷”观念的国人而言，其吸引力强烈而又持续。从民初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到今日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历百年时移世易，社会主义依然是国人最大范围内的共识——当然各方所赋予的内涵则未尽一致。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师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罗志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