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魁/文
下一步的中国经济增长，不但在我国国内，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我国政府用“新常态”来概括经济增速下滑态势和提质量调结构的压力，一些国际机构用“加快结构性改革”来提示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而劳伦斯·萨莫斯等很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则用“回归全球均值”来说明长期高增长的不现实性。
不过，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水平不高、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民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较高的经济增速至少在未来五年到十年仍然十分重要，特别是如果能在克服粗劣的增长方式和丑陋的增长后遗症的情况下。
找回中国增长“失去的环节”
有太多的经济学家分析过和谈论过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问题。从标准的宏观经济学角度来看，无非是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本投入速度的衰减、生产率提升难度的加大，等等，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本文不想赘述。但宏观分析框架的精密性背后所存在的缺陷，往往被严重地忽视了，这不但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分析与实际情况的不吻合，更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研究的政策涵意不得要领、或者偏离实际工作者的经验和直觉。这个缺陷就是：标准宏观框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不能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直接纳入其中，而人们都知道，宏观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微观经济主体。
经济增长研究所关注的劳动、资本、生产率，乃至研发创新、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等，这一切是自动生成和自动发生的吗？不是！这一切都由微观经济主体——企业，来生成和发生。如果没有企业的活动，劳动、资本等要素以及研发创新、知识创造等创造性因素，又如何能够进入到经济过程中去，然后造成经济增长并继续内生延展下去？可惜这些简单而又非常要紧的道理被标准的宏观经济框架抽离掉了，在很长时间里，国际上只有威廉姆·鲍莫尔等少数优秀的经济学家试图克服这一缺陷，他们批评道，经济增长研究中存在一个“失去的环节”（missing link），并呼吁找回这个“失去的环节”。
分析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增长，更需要找回这个“失去的环节”，因为这个环节包含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国企群体。如果无视这个国企群体的存在，如果忽视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不同，就不能找到提振经济增速的完整解决方案。事实上，一些研究已经发现，即使在那些不存在庞大国有部门的国家，特别是在一些市场不均衡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这个“失去的环节”也隐藏着许多拖累经济增长的疾患，譬如非外向型部门的企业效率低下并乐于寻租。这些将“失去的环节”连接到宏观框架的研究，尽管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全新的分析方法，仍然是基于生产函数和生产率的研究，但这样的研究路径的确非常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企业特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近段时间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简政放权、改税限费等方式为企业的创立和创新清除了更多的障碍，正是朝着找回“失去的环节”而迈出了正确的一步，如果还能大力推进对国企群体的改革，就可以在找回“失去的环节”的道路上迈出更多的步伐。
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体制增长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尽管许多人都能感觉到，但如果不进行深入研究，并不容易说清楚。一方面，近两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我们看到国企被政府要求“保增长”，国资委还专门设立了保增长领导小组之类的机构并向国企下达有关任务、指标，看起来国企对于提振经济增速有正面作用；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国企比重较大的区域，如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在宏观周期的收缩阶段下滑更厉害。因此，应该超越单纯的现象观察，努力揭示中国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可信的逻辑联系，并建立可算的数量关系，这样才有意义。
笔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研究。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以来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更大的非国有经济比重与更好的宏观经济表现有着较强的相关性，非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可以使资本得到更加充分和有效的利用，从而可以更加有力地增加资本存量和促进经济增长；可以显著地促进出口和吸引外资，提高区域经济的外向度和经济全球化程度；可以增强对物价上涨的消化能力，有助于抑制通胀，有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研究结果显示，改革步伐停滞的国有企业，在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中起着增长抑制作用，构成了对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拖累；坚持推进国企改革，对于提振经济增速具有重要作用。
为了获得量化的研究结果，我们确定了经济增长的基准情景，并设定了三种进度的改革情景：第一种情景是缓慢的改革，每年只对代表5％国有部门产出的国企进行改革，即将这些企业改造为非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连续进行十年；第二种情景是稳健的改革，每年对代表国有部门产出10％的国企进行同样的改革并持续同样时间；第三种情形是积极的改革，即每年对代表国有部门产出20％的国企进行同样的改革并持续同样时间。
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模拟，结果显示，在下一个十年里，缓慢的国企改革可使经济增速平均每年提高0.33个百分点，稳健的国企改革可使经济增速平均每年提高0.47个百分点，积极的国企改革可使经济增速平均每年提高0.50个百分点。特别是在最初几年里，每种情景的国企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比较显著，在前六年里，三种改革情景下经济增速平均每年将分别提高0.45个、0.73个和0.93个百分点。
具体的模拟数值见下表。在下表中，第二种方案的最后一年和第三种方案的后四年，经济增速低于基准情景，这是模型所反映的工业化中后期以后经济增速渐降规律所带来的数值降低，不应理解为国企改革在多年以后会带来经济增速的损失。这个模拟分析告诉我们，哪怕只实行稳健的国企改革，但只要坚持不懈，对经济增速的提振也是明显的，平均每年提高0.5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速，这对于当前已经掉到7％上下且不易稳住的经济增长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贡献。
需要承认，推进国企改革，尽管可以通过模型计算其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数量影响，但模型有模型的缺陷，这是毋庸讳言的。模型并不能包含所有重要的因素，更不可能将所有这些重要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准确的函数化，而且一些参数的设定以及样本的处理涉及到人为判断或技术疏漏。即使是对基准情景的分析，模型也不可能考虑到一些政府官员对反腐败、正风气所作出的懒政反应，对国企改革情景的分析，更不可能预料各种群体对改革举措所作出的复杂反应。但是，通过数量关系与逻辑联系的相互印证，通过它们与大多数经验观察的相互印证，以及通过一些补充性的分析，可以使研究更丰满、更扎实、更接近于实际。一个补充性的分析就是国有部门对产业演变的影响。
我们发现，国企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市场需求的变化和技术的变化而实行结构合理化方面的表现更差一些，除了少数行业和少数企业之外，国企的创新表现也不如民营企业；国企的存在，也不利于政府产业干预的退出和优胜劣汰的发生，以及试错型创新的活跃。总体来看，庞大的国有部门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体系的升级转型有一定阻滞作用。从较长的时间进程看，经济的持续增长当然取决于符合规律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体系升级是否顺利。由此也可以推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部门对产业演变的不良影响也会产生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国企的历史贡献符合
“后发”理论
当然，我们需要历史地看待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或者说，需要从经济增长不同阶段这个角度来看待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青木昌彦教授在几年前曾经把日本、中国、韩国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M（马尔萨斯）阶段、G（政府介入）阶段、K（库兹涅茨）阶段、H（人力资本）阶段、PD（后人口红利）阶段，并分析处于G阶段时政府到底可以做什么。中国的情况显而易见：从改革开放肇始的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里，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速达到了近10％，即使在1979年之前的30年里，除了“文革”十年内乱之外，其他大多数年份的经济增速都比较强劲。要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几乎所有像样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另外还有一些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微乎其微，这显示了那个时期国企与高速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关联。
我们的研究发现，这种直接关联并不令人费解，因为那时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工业资本积累及相应的机器设备的使用，作为一个后发的经济体，在工业化启动阶段，由于要素的积聚和投入是推进工业化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企业效率和企业创新的重要性退居其次，如果不考虑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其他负面效果和后遗症，此时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来设立国企并协调国企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是能够起到积极效果的。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推进工业化的早期，由于苏联的巨大影响，加上国内市场化的资本积累机制发育迟缓及得不到政治认同，我国自然而然地选择设立大量国有企业来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应该说，通过设立大量国企来快速推进工业化、快速促进经济增长，是符合当时历史背景和思想逻辑的一种选择，而且事实上也在一个时期里达到了这个目的，当然这里我们不讨论社会代价和各种后遗症。
这种启动工业化和促发经济起飞的策略，与格申克龙的“后发”理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及其他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的。不过，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随着效率因素重要性的提高和外部市场条件的逐步成熟，国企低效率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就会越来越明显，不但国企自身的经营困境会交替出现，宏观经济也会不时受到大起大落和比例失调等种种窘境的困扰，依靠国企推动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削弱并最终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实际上，中国的国企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仅仅在国企被大规模设立的十几二十几年之后，就开始显露出种种弊端。特别是当中国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新环境中，国企的不适应性就愈加凸显。因此，中国在1978年就启动了国企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推行国企的市场化。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
深化国企改革才能稳增长
自1978年以来，中国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的那轮改制重组，不但显著地削减了国有部门的规模，也通过卸包袱、输血液、活机制等措施在较大程度上恢复了国有部门的元气和竞争力。不过至今为止，我国仍保留了比较庞大的国有部门，国有资本几乎遍布于所有行业，而且国企的经营机制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国企离真正的市场化还有相当的距离。随着时间推移，上一轮改革给国企增加的元气和竞争力正在逐渐消失之中。
如果说本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处于上升通道可以掩盖或者忽略国企仍然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的话，那么现在，情况正在发展转折性的变化。一些典型的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进入趋势性的下降通道，高速增长阶段已经开始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折。这个转折，现在被归纳为迈向“新常态”。事实上，近一两年，增长阶段转折性变化，或者说“新常态”，对国企所带来的压力正在逐渐显现之中，有越来越多的国企陷入经营困境之中，国有企业经营困境和宏观经济增速下滑的相互影响不容小看。
总之，当外延追赶的工业化走向收尾阶段时，国有企业的消极作用压倒了积极作用，国有企业的一些关键的生产率以及外溢效应都赶不上民营企业却消耗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导致增长抑制情形日益严重的现象；特别是当我们实行了市场经济，并誓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时候，国有企业所引致的资源错配和市场扭曲，不但构成了对下一步经济增长的严重拖累，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不得不在对市场竞争的公允主义和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之间进行纠结和摇摆。因此，我们的研究所包含的政策意义非常清楚：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是中国调结构、抓改革、稳增长的政策组合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
及时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特别是对大型龙头国企进行实质性改革和相应重组，在下一步的发展进程中，有助于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后发国家能否在较长时期里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从而完成工业化、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和进入富裕国家行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能否有一批企业在较长时期里保持和提升全球竞争力。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在加入全球体系和实现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其企业的全球竞争优势往往建立在规模迅速扩张、生产成本较低、技术模仿的快速有效等因素上，但随着星移物换，这种初始的全球竞争优势将逐渐消失，所以会面临着企业全球竞争优势的及时更新和全球核心竞争力的重建问题。如果不能意识到企业全球核心竞争力适时重建的重要性，或不能成功实现企业全球核心竞争力的适时重建，在宏观上将表现为外向型经济的失败及经济增长的失速。
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特别是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阶段性转折的时候，这个问题尤为突出。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建，特别是面向全球竞争的核心竞争力的重建，与其他许多国家有所不同的一个独特议程，就是要对大型国企进行有力重组。中国许多行业的大型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这些企业不但规模大，而且占有许多创新资源，有着巨大的提升效率、迈向创新驱动的空间；许多国有企业在本行业中都居于龙头地位，而且直接面对国际竞争，其中一些企业在过去参与全球竞争的进程中，已经初步构建了一定的全球竞争力，甚至形成了全球公司的雏形。显然，这些国企具有适时更新全球竞争优势、重建全球竞争力的良好基础。如果这些企业能够成功地实现竞争优势的更新、全球竞争力的重建，对于中国的产业体系在全球产业体系中位置的提升，无疑是最便捷的一条路径，当然对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也具有良好的助推作用；如果这些企业不能成功地实现全球竞争优势更新、全球竞争力的重建，要使中国产业体系在全球产业体系中位置得到提升，就要花更大的力气、付出更多的代价、走更加曲折的路径，当然也毫无疑问会拖累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持续增长。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是目前看来，应对这个问题的主要措施还停留在大型国企的合并重组方面，譬如说对高铁装备制造业的大型国企进行了合并。笔者宁愿把这样的合并看成是零星个案，而不是普遍性举措，更不愿意看成是关键性举措。如果把这样的政策措施当成是普遍性、关键性举措，就容易使很多产业滑向排斥竞争、构筑垄断的泥坑，结局可能适得其反。普遍性、关键性的举措应该是对这些大型国企进行实质性产权改革和相应重组，实现企业经营机制的根本转换和全球竞争力的重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避免国有资产被低价攫取，如何避免职工和债务人等相关者的合法利益被伤害，如何使真正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得到界定和掌握，需要做很多具体细致的工作。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及时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有助于消除增长抑制、卸去增长拖累，可以在避免实行过度的总量刺激的情况下适度提高经济增速，对于下一步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级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本文核心内容摘自即将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的《国有企业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