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马国川
先是复旦大学校庆宣传片抄袭事件，而后是一年一度的高考，高校成为近期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十年前的“钱学森之问”也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2005年7月29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对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之问”由此成了中国社会各界热烈讨论的热门话题，引起了全社会对大学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十年过去，虽然许多高校花费巨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但是“钱学森之问”仍然没有答案。
“假如仍然延续以前的老套路，不在教育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只靠砸钱，是不可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也不可能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朱永新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也是教育改革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他发起的“新教育实验”迄今已经发展到2000余所实验学校、全国有200多万教师和学生参与实验。2014年，“新教育实验”成为入围WISE世界教育创新奖的唯一一个中国教育改革案例。
在朱永新看来，“钱学森之问”表面上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背后其实是一个体制问题，即如何让教育家办学。解决了这个问题，培养模式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就好像农民知道该怎么种地，把自主权交给他就行了”。
“在一个封闭、垄断，缺乏竞争与活力，高度行政化、官本位的教育管理体制下，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真正的教育家很难脱颖而出。”朱永新说，“要真正实现教育家办学，首先应给予高校应有的自主权。这才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关键所在，舍此别无他途。”
“只靠砸钱，是不可能
培养出‘杰出人才’的”
《财经》：“钱学森之问”提出十年了，迄今仍不断被人们提起，因为它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作为一位教育家，您怎么理解“钱学森之问”呢？
朱永新：“钱学森之问”是钱学森先生提出来的，但是它本身并不是新问题，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曾经谈及这个问题。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我们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把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显然就是杰出人才。
当时人们认为，之所以新中国建立30年没有培养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是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的干扰。就像邓小平所说，是由于“（四人帮）把有贡献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诬蔑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我们党和国家培养成长的优秀中年青年科学技术人员，诬蔑为修正主义苗子”。
为了尽快培养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陆续恢复了“文革”前确立的64所全国重点高校，并适当增加数量，到1979年底全国共有重点高校97所。对这些大学，国家重点支持，在师资、资金等各方面进行倾斜。
《财经》：上世纪80年代初，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四所大学校长联名向中央写信，建议中央政府增加对教育的财政预算和投入，特别是要拨出专款、大力度地支持全国著名的部分重点大学建设。国务院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于1984年批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六所大学纳入国家“七五”重点投资建设项目。1990年，又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列入“八五”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这样，在“八五”期间列入国家“重中之重”建设项目的大学有11所。
朱永新：这些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大学，较之重点大学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所谓被称为“重中之重”。这些高校虽然比其他高校培养的人才更多，但是远没有达到培养“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的目标。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力争在下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和管理方面，达到世界较高水平。”为此，国家教委决定设置“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使其在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的整体水平上接近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在国际上确立较高的声誉和地位。
《财经》：“211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直接投资最大的高等教育项目，到2012年总计投入近500亿元。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长说，要继续支持“211工程”和“985工程”。
“985工程”是“211工程”之后又一个重大的教育工程。199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教育部领导在庆典上建议，今后连续三年，政府每年拿出中央财政收入的1％，作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资金。建议得到了领导人的赞同，为此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决定相对集中国家有限财力，在今后10年－20年里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这就是“985工程”的名称由来。
朱永新：“985工程”建设项目正式启动后，最初只有北大和清华确认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两校分别获得教育部18亿元的拨款额度。后来又有七所大学加入，这九所高校简称“C9”。截至2009年，“985工程”建设高校共计39所。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潮推动了国内高校建立“综合性大学”的冲动，政府也积极推动集中教育资源，打造教育的“航空母舰”，似乎“综合性大学”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最好的大学产生于成千上万所大学不拘一格的激烈竞争，由政府来集中教育资源是计划经济的典型思路。
《财经》：不管是“211工程”，还是“985工程”，都是典型的赶超战略。入选以上两个工程的高校，要分期确定一批重点课题、学科，然后专项经费会分批投入到“学科建设”之中，评价的方式主要是以论文、课题结项、专家验收为准。每到每期建设快结项的那一年，高校就会突击花钱。所以教育界不少人士批评说，所谓“211工程”“985计划”就是个分钱的计划。
朱永新：哪些高校进入“211工程”、“985工程”的大学，都是教育部确定的，一旦进入名单就享有各种优惠政策，不能进入的则只能“望项目而兴叹”。人为的高等学校层次划分，对于其他高校明显是不公平的。2011年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985工程”、“211工程”已经关上大门，不会再有新的高校加入这个行列。这意味着那些不能进入工程名单的高校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脱颖而出，那么进入工程名单的高校无论实际成绩如何也不会被淘汰，这种缺乏公平的竞争显然也不利于高校的发展。以高校整体为建设对象而不是按学科，也不够科学。其实，对国家急需的研究项目可以公开悬赏，实行政府购买，而不是资助研究。
《财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方式与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致的，以行政推动为特色的自上而下的重点大学建设就是这种体制的典型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且世纪之交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资源配置方式以市场为基础。在高等教育上仍然建成以行政权力作为资源分配的主导方式，显然是迫切需要改革的问题。
朱永新：所以要改变资源配置方式，从原来以行政权力的配置方式向以市场竞争为主的配置方式转变，让所有的高等学校平等竞争公共资源，提高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益，提高重点大学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另外，这些工程投入的产出效率如何，也缺乏明确的评价标准。“七五”（1986年－1990年）重点建设高校至今已经过去近30年了，“211工程”提出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中国有多少高校真正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了呢？又培养出多少钱学森先生所说的“杰出人才”呢？2014年英国《泰晤士报》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前20名都是欧美大学，进入前50名的只有北京大学（45名）和清华大学（50名），而且都排在相当靠后的位置。这显然和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国经济总量非常不匹配，其中反映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财经》：2011年我曾采访著名科学家、2005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叶笃正先生。他回顾了自己的教育经历，也对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老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他说，西南联大实行的是世界最先进的教育制度“中国为什么不能出大师？这种教育体制下容易出大师吗？原因在什么地方，一比较就知道了”。
朱永新：事实说明，建设一流大学、培养杰出人才不是仅仅靠投入金钱就能够办到的。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极其艰难困苦，却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堪称当时的世界一流大学。
2012年5月教育部正式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也就是“2011计划”。这是继“985工程”、“211工程”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启动的第三项国家工程。
《财经》：“2011计划”同样有很明显的政治背景。201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提出了“推动协同创新”的理念和要求，“2011计划”就是为了落实讲话精神而制定的。
朱永新：和“211工程”、“985工程”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重点扶持不同，“2011计划”不再以给钱为主。教育部的一位官员也说，投资不能解决现有体制的问题。这也从侧面说明，有关部门已经对“211”、“985”的施行效果有所反思。虽然不再以给钱为主，实际上这些协同创新中心本身已经有充足的科研经费来源，还有着很强的吸金能力。据官方统计，全国培育的167个协同创新中心，已经吸纳了超过200亿元的社会资金。
“2011计划”启动时间还不长，效果如何还要拭目以待。在重点大学建设特别是“985工程”和“211工程”中，重点不是通过改革建立符合教育规律、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而是国家以无竞争的分配方式投入巨额资金，而且经费更多地用于硬件建设和人头费。假如仍然延续以前的老套路，不在教育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只靠砸钱，是不可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也不可能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不是“行政化”，而是
“官僚化”、“衙门化”
朱永新：我一直在想，中国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中国全社会对教育的关注程度，不可谓不高，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的拔尖人才？表面上，这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即如何教、如何学的问题。但是，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体制问题，即如何让教育家办学。解决了这个问题，培养模式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就好像农民知道该怎么种地，把自主权交给他就行了。那么，为什么出不了真正的教育家？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学校管得太死。学校没有真正的办学自主权。
《财经》：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现代教育观念开始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涌现出一批卓有声望的教育家，如民国政府时期北大校长蒋梦麟和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都堪称一代教育家。
朱永新：那个时代的大学拥有较大的独立性，不存在行政化问题，大学校长也没有行政级别。像蔡元培最初是民国政府的教育总长（相当于教育部长），后来又去当北大校长；没有行政级别的羁绊，教育部选校长不会局限在正局或副部的范围内，校长也不会像官员一样，在各个大学间迁转升降。
当时的大学校长也没有任期限制。像梅贻琦，从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到1948年离开清华到台湾，服务清华大学17年，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有人说，梅贻琦一生只做成一件事，就是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所大学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设计规划它的定位、规模与特色。
《财经》：解放后，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或者被解散，或者被改造成为国立大学。这样，多元的高等教育办学局面被打破，全部大学都成为公立大学。大学的校长大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有过合作的党外知名学者，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湖南大学校长李达、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等。
朱永新：1950年7月，政务院《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全国高等学校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领导为原则”。1953年10月，政务院又颁布《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强调高等教育部必须与中央人民政府有关业务部门密切配合，有步骤地对全国各高等学校实行统一与集中的领导。在高等学校内部，学习苏联的“一长制”，即实行校（院）长负责制。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抽调中央一级党政机关高、中级干部，派往学校充实高校党组织。
1955年，中央决定高校党员校长（院长）由中央宣传部负责调配，高校党委书记由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调配。根据这一决定，中央又陆续派出一批党员领导干部为北京各高校校长，如将江隆基派往北京大学、蒋南翔派往清华大学、武广派往北京航空学院等，逐步在这些学校建立起高校党委领导制度。50年代中期，在经历了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更加突出强调党对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领导。
《财经》：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一长制容易脱离党委领导，所以是不妥当的。”这样就取消了学习苏联“一长制”而实行的校长负责制，所有高校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委对学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
朱永新：196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延续了“教育革命”中对校长负责制的否定，首次明确规定高校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高校党委是学校工作的领导核心，对学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高等学校的校长，是国家任命的学校行政负责人，对外代表学校，对内主持校务委员会和学校经常工作。”虽然《高校六十条》在内部领导体制上提升了校长的作用，但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学校的管理权还是控制在政府主管部门手中，学校一切都得听命于政府主管部门，没有自主权。
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下，“文革”前党委书记是大学最高领导人，有不少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由同一个人担任。“文革”开始后，大学校长是最早被“揪出来”并且最早遭到“斗争”的一批人。几乎所有的大学校长都遭到了肉体和心理的虐待与折磨。遇害的大学校长就有30多人。大学没有了校长，代之以“革委会主任”等称呼。即使1972年开始部分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教育家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反而被扣上各种帽子予以批斗。
《财经》：“文革”结束后，大学教育开始回归正常。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提倡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一大批专家学者担任大学校长，都是按照党政干部的标准进行遴选，然后由组织任命。不过，当时注重“知识化、专业化”，所以校长普遍是一个学术带头人或者研究型的学者。
朱永新：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高校领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到1989年初，全国已有100多所高等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事件之后，国家教委指示，“不再扩大校长负责制的试点范围。”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用立法的方式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时至今日，大学实行的都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财经》：199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同四所交通大学负责人谈话时提出，“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从此以后，遴选校长的标准悄然改变。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遴选学术权威，而是委派党政干部出任高校领导。
朱永新：更具有制度意义的是，2000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余所大学升格为副部级。一直以来，中国的高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上世纪80年代的教育体制改革，为淡化高校的行政级别，将本科院校的党委书记与校长定为正局（厅）级，专科院校的书记、校长则为副局（厅）级。这次重新确定了“副部级”大学，本意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却强化了政府对高校的行政管理，加重了高校行政化。
一方面，“副部级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副部级干部，都是上面任命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教育部开始频繁地向直属大学“空投”书记和校长。这些人大都是政府部门的司局长，“空投”以后晋升为副部级干部。教育家刘道玉先生曾统计过，美国大学校长平均任期12.2年，而中国大学校长平均任期为5.2年。由于任期太短，大学书记和校长频繁被换下，就像玩走马灯一样。在换届高峰年份，教育部一名分管的副部长，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各大学去宣布换届名单，作一次内容雷同的讲话，这几乎成了其工作内容的全部。对于这种“空投”现象，有教授曾写文章抱怨说：“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另一方面，各地为了满足安置干部、提职提级的需要，也纷纷向高校派出党政干部。
《财经》：所以，高校校长实际上是作为官员来提拔和任命的。1999年，进入“985工程”第一期的高校只有 9所，而到 2013年，“985高校”已经有39所。每一所大学至少有校长、书记两位“副部级”，这就意味着全国“副部级”大学领导近80位！“副部级”大学成为大学行政级别化的金字塔尖，依次往下是厅级、副厅级以及局级的高校。所以中国的大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序列化的行政分层结构，阶层明显，等级森严。
朱永新：“行政化”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其实更准确地说应是“官僚化”或“官本位”。“行政化”在字面上一般是指一个组织中行政权力以及行政管理部门不适当的膨胀，以致影响组织的正常运转，大致相当于“科层化”或“过度科层化”。世界各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大学都有以科层制为基础的行政管理，这是大学规模增大后的结果；但当前我国大学的行政化的真正所指，根本不是科层化或过度科层化，而是严重的官本位或官僚化。
给予高校办学自主权是关键
朱永新：“校长是一校之魂”，办好学校，校长是关键。他们以教育为己任，遵从教育规律，首先对学校和学生负责，敢于承担责任。可是，由于高校领导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考核权、评价权集中在政府手中。因此，在办学过程中，高校领导很难做到不唯上是从，主要按照政府部门的文件、指令办学，造成大学“千校一面”，缺乏特色和个性，很难真正体现学校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志。
《财经》：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有媒体对国内256所高校的校训进行调查，发现其中有192所学校的校训都是“团结、求实、勤奋、创新”，校训最能代表一个学校的精神和追求，竟然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雷同，难道不令大学校长们汗颜吗？可是，又有多少大学校长意识到这个问题呢？为了提高自己的行政级别、或者当自己的行政级别提高之后，高校领导都会更自觉地与上保持一致。行政权力越来越大，对学校直接的微观管理无所不在。
朱永新：对于现在的高等教育体制，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教育部办学”。教育部不仅直接举办72所重点大学，而且高等学校的各项办学自主权大多没有落实，许多高校在北京建立“办事处”，大事小事都需要“跑步（部）前（钱）进”。专业要教育部审批，文凭由教育部颁发，重要经费都控制在教育部手里，重要评价由教育部主持。
强化高校的行政级别出发点是为了加强一流大学建设，但事实上也导致了高校贪大求全及不平等竞争。近年来，一些“211工程”院校渴求进入“985”高校行列，另一些学校则在努力地“专升本”。他们的动力，除了为学校获得更多的资源外，便是书记、校长官升一级。高校的级别，不但与获得的教育资源紧密挂钩，也使学校的社会声誉、评价由此出现新的等级。从学校管理机构设置，以及承担的具体功能看，大学也更像“一级政府”。由于缺乏基层民主、学术民主的制度和文化，行政化、追求数量的学术管理和“计划学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按其自身规律的健康发展。高度行政化、官本位的管理，削弱了高校的自主性，影响了学术发展和创造性活力。
《财经》：在大学内部，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院长、副院长、处长、副处长，也都有相应行政级别，他们也可以在高校和政府机关间调动。据统计，一所“副部级”大学里，党政领导班子一般有领导13名－15名，党政机构30个左右，机关工作人员四五百名，其中处级干部100多名。同样，学校的院系，也存在着党政领导多、管理机构多、管理人员多的情况。人们戏称这种现象是“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此外，教授也有一、二、三级，重点学科也有国家级、省级与校级；科研奖励也有国家级、省部级与厅局级；论文发表也有权威期刊、核心期刊和一般期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朱永新：这样一种级别化的制度环境，强化了大学的官本位价值，大学的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独大。高校中教育问题、学术问题的决策，各项资源的配置，基本上通过党委常委会、书记办公会、校长办公会进行；学校常设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职称职务评聘委员会，很少在教育与学术决策中发挥作用，这些“学术机构”的人员构成，往往由行政领导兼任或指派，他们的活动也是应党委常委会、书记办公会、校长办公会“要求”而进行的，不过是行政活动的延续和修饰。由于所有事务均通过行政进行决策，加之行政决策中一把手又起决定性作用，在办学过程中教授和学生的权利严重缺失，既无法参与评议，更无法参与决策。因此，近年来高校内部的民主管理风气日趋淡漠，教授与院长、学校领导的冲突加剧。
由于行政官员掌握着大量资源，而在资源分配上，教授又缺乏渠道参与，导致部分人对此趋之若鹜，高校行政化日益严重。随着近些年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伴随而来的，行政权力也变相扩大，人们对行政权力的渴望更强。人们追逐权力，往官场里挤，行政职务、专业职称“一肩挑”，人为地分心分神分时，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到如何治理学校，如何培养人才，如何向诺贝尔奖冲击，等等，因而，使一些原本专心教学的教授、学者变得不安分，想方设法谋个官位坐坐，以至出现某所大学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如果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行政权力可以瓜分学术权力，行政资源可以垄断学术资源，做官成了瘾，学术腐败、基建贪污、高校负债、科研造假、抄袭之风，虚假之风就会随之而来。近几年被频繁曝光的各类教育界丑闻或争议，均源于此，这些都造成高校的公信力持续下降。由于行政官员掌握着大量资源，而在资源分配上，教授又缺乏渠道参与，导致部分人对此趋之若鹜，高校行政化日益严重。
《财经》：高校内部日益强化的行政化，也导致偏离了培养人才的目标，功利主义抬头。像地方政府一样，高校追求近期业绩，注重外延发展，忽视内涵建设。具体表现在：高校大多以校园占地规模、标志性建筑、学生（尤其是研究生）规模、学科覆盖面、院士数、博士点数、经费数、论文数、专利数等作为评价学校“实力”的重要指标，并把这些指标分压到相关部门、院系。而为了达到以上的办学目标，学校不惜贷款圈地盖楼、建豪华校门，盲目扩大学校规模。不尊重学术规律，“计划学术”、“量化学术”盛行，通过给教师下达高指标让教师成了为“指标”而拼命的“学术民工”，造成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有些高校通过不正常的送礼请客等“公关”手段评奖、评院士、评学位点；不爱惜学校声誉，拿着学校的“学术资源”、“学位资源”去与高官、老板、明星“共享”，等等。
朱永新：由于主要的资源和管理权仍控制在主管部门，教育管理权力高度集中、行政化、长官意志的弊病愈演愈烈，呈加剧之势。为了能够从行政部门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一些教育部直属的高校竟然设立“驻京办事处”，这简直是一个笑话。高校行政化与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高校浓厚的行政色彩使原来学术气息浓重的大学校园不可避免地出现学术腐败和教育腐败问题。
《财经》：20世纪上半叶曾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教育家，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可是下半叶以来，再也没有出现一位足以和这些先贤比肩的教育家。我觉得，这个问题和“钱学森之问”同样值得反思。
朱永新：从文化传统来说，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准，一切为了做官的思想倾向仍长期存在。在这种官本位意识弥漫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中，行政权力已经超出它本来应该起作用的范围了，高校也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封闭、垄断，缺乏竞争与活力，高度行政化、官本位的教育管理体制下，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真正的教育家很难脱颖而出。要真正实现教育家办学，首先应给予高校应有的自主权。这才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关键所在，舍此别无他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