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不足的世界

“二战”结束后，世界大部分地区——包括工业化的欧洲、日本以及其他被占领国——存在地缘政治割裂的同时，还背负着沉重的主权债务负担，许多主要经济体满目疮痍。

你也许会认为，由于各国无力为巨大的投资需要提供融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合作将非常有限，增长将十分缓慢，失业率将保持高位，还会出现极端私有化。但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世界领导人着眼长远。他们认识到，名义经济增长有利于减少本国债务，而本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取决于世界经济复苏。因此，他们利用自身资产负债表进行投资，同时大力开展国际贸易，从而帮助重塑需求。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自然起到了领导作用，当时它面临着巨大的公共债务，但实体资产基本毫发无损。

战后经济复苏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各国没有将主权债务视为硬约束，而是追求投资和潜在增长；其次，各国在诸多前沿彼此合作，资产负债表最强的国家支持别国投资，吸引私人投资。冷战的爆发或许鼓励了这一做法。总之，各国并没有各自为战。

今天的全球经济与“二战”刚刚结束时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高失业、不断增加的高债务水平，全球总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增长并形成通缩压力。与当时一样，今天的投资水平和质量也一直欠缺，对有形和无形资本的公共支出一直远低于最优水平，而这些公共支出却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

当然，现在也有新挑战。近几十年里，收入分配出现了不利变化，阻碍了就经济政策达成共识，而人口老化也在给公共财政带来压力。

尽管如此，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有效战略要素是类似的：可动用的（主权和私人）资产负债表应该用于增加需求、刺激公共投资，即使这会增加杠杆。

IMF最新的研究表明，鉴于产能过剩，政府有望从较大的短期乘数中获益。更重要的是，聚焦投资将改善长期可持续增长前景，让政府和家庭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去杠杆化。

类似地，国际合作对于当下获取成功的重要性也不亚于“二战”结束时。因为有能力进行投资的（公共、准公共和私人）资产负债表在全球并非均匀分布，所以，我们需要全球精诚努力——多边金融机构在其中能起到重要作用——疏通阻塞的中介渠道。

各国极有动力进行合作，而非通过贸易、金融、货币政策、公共部门采购、税收政策或其他方式互相破坏。毕竟，当今全球化金融和经济系统的一大特征是连通性，没有几乎遍地开花的广泛复苏，任何一地都不可能彻底复苏。

但是，近几年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世界的合作相当有限，各国不但认为必须自力更生，还认为自身债务水平构成了对刺激增长的投资的硬约束。由此导致的投资不足和全球经济资产贬值正在遏制生产率增长，从而破坏可持续复苏。

在缺少强有力的国际再投资项目的情况下，各国使用货币政策刺激增长，但货币政策通常注重国内复苏。此外，尽管非常规手段降低了金融的不稳定性，但它们抵挡通缩压力或重塑增长的效果仍令人怀疑。

与此同时，储蓄者受到抑制，资产价格扭曲，保持甚至增加杠杆的动力增加。竞争性贬值——即使它们并非决策者公开承认的目标——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尽管它们无法解决总需求问题。

这并不是说突然将货币政策“正常化”是个好主意。但是，如果大规模投资和改革计划作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补充手段实施，经济可能走上更高速的增长路径。

尽管上述国际合作方式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但仍鲜有实施。尽管不少贸易和投资协定正在谈判中，但越来越多的协定仅为地区性协定。与此同时，多边贸易体系正在瓦解，创造出多边体系的共识也在瓦解。

当今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是高度互联和互相依存，在此背景下，不愿合作难以理解。一个问题似乎是制约性的，各国不愿承诺采取补充性财政和结构改革。这在欧洲尤其明显，人们指出，如果不进行上述改革，增长将一直萎靡不振，维持甚至恶化财政约束，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但如果制约性果真如此重要，为何“二战”结束时它没有阻挡合作？受损严重、独立复苏前景有限的经济体会拒绝国际合作带来的机会，这在当时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也许如今仍然如此。如果是这样，今天创造类似的机会可以改变激励，触发所需要的补充性改革，使全球经济走上更强劲的长期复苏之路。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