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丁月

又一个医生集团——“杏香园”在杭州成立，它的创办者是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院长沈法荣。

在2013年告别体制时，沈法荣已经51岁，他此前29年的职业生涯都在浙江医院度过，这是一家隶属于浙江省卫生计生委的三甲医院。

沈法荣此次创办的“杏香园医生集团”，定位于“医生创业的助手和平台”，旨在组织多学科团队多点执业，并为医生提供法律保障及商务支持。其商业模式清晰，医生团队与各家医院合作，医生可以得到服务收入，集团也可以从管理费中得到收入。

目前，杏香园平台上的医生都来自于杭州市三甲医院副主任级别以上的医生。按照他们的设想，医生集团既会主推团队执业，也会根据医生情况安排个体执业。他们的信心来自于一个清晰的认识——对于医疗机构来说，医生，特别是优秀的医生，是其最核心资源。

多年来，“解放医生”呼声日高，就在政策决策者自上而下探索“多点执业”可行性之时，资本已蜂拥而至，拉扯着医生们冲向更广阔的天空。

医生抱团“下海”

这一轮医生逃离体制的浪潮始于2012年。这一年，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主治医生朱岩离开单位，与两个同伴创建卓正医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目前，卓正医疗在深圳、广州拥有5家医疗中心和1家专科及门诊手术中心。作为高端连锁诊所样本，卓正医疗推行“合伙医生”制度，吸引了一批优秀医生的加入。

同一年，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原主任张强与上海沃德医疗中心签约，成为一名“自由医生”。被称为“Dr Smile”的张强出身医学世家，自1989年从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浙江、上海两地的多家公立医疗机构工作，是中国著名血管外科专家。

2014年7月，在脱离体制一年多后，张强创办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医生集团，它被称为中国大陆第一家医生集团。目前，张强医生集团吸引到多名优秀医生加盟，他们大多来自上海各大三甲附属医院，涵盖心血管、肛肠、疝气、脊柱等领域。

同年底，张强医生集团宣布在杭州建立中国首家独立日间手术中心，开展国际标准的日间手术，并启动医疗旅游项目。张强医生集团还采用PHP（Physician Hospital Partnership）模式与各地国际医院签约，签约医疗机构包括：上海禾新医院、北京和睦家医院、沃德医疗中心、上海和睦家医院。

进入2015年，更多的体制内医生奔向了“自由”。

3月，北京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孙宏涛发起“大家医联”体制内医生集团，该集团意在聚集公立医院的优质医生，通过搭建互联网平台，根据特定患者的预约需求，对集团内的签约医生进行统一调配，为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会诊、手术等服务。

与张强医生集团不同，“大家医联”的医生无需离开公立医院。未来，“大家医联”还计划将与医生形成合伙人或签约的关系，行医过程中遇到的非医学问题均由投资方的运营团队负责处理。

5月，“哈特瑞姆心律专科医生集团”宣布成立，号称中国心内科领域第一个专科医生集团，它由七位国内知名的心律失常专家联合创建，他们分别来自北京的六家三甲教学医院。

同样是5月，广州的“私人医生工作室”正式揭牌运营，工作室落户于一家体检机构，接诊医生包括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大外科主任兼胃肠外科主任林锋、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张子谦、中山大学医学院副教授谢汝石，诊金为500元－2000元不等。

医生出走潮起潮涌，给很多公立医院的医生带来冲击，他们的意识逐渐发生了变化，并“蠢蠢欲动”。

“我也希望能够离开公立医院，但是不知道该去哪，也不知道我的市场定价是多少。”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直言。

体制外的诱惑

先于他人跳出体制的医生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具备个人品牌，大多是学科带头人，技术过硬，口碑较好，患者流相对稳定。

对他们来说，离开体制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希望能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摆脱体制的制约，突破个人发展瓶颈，或是希望在专业上有更多发展。

对很多医生来说，走出体制后，能做许多当初在体制内无法做到的事情。

上海德济医院院长宋冬雷就是其中一个。2013年，当时还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任职的宋冬雷开始思考离开体制，恰逢上海市大力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在上海卫生计生委领导的推荐下，促成了宋冬雷与德济医院“联姻”。

“在德济医院，我们拥有更好的医疗设备，对医生技术的提升有很大好处，而且，我很看重医疗行为中的服务，在公立医院，优质的服务很少，在这里，我们能够实现。”宋冬雷说。

和睦家医院心外科主任刘东这样描述跳出体制后的状态：“我能够达到一种自由的状态，执业时间、地点都由我规划选择。在执业内容上，我大力推广心脏康复，因为我发现接受心外科手术的患者如果没有及时定时的接受心脏康复，死亡率会很高。这也算是我事业上的转型，以前在公立医院是难以做到的。”

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医生在医疗产业中是核心资源，在未来，自由执业的相关市场非常大，社会资本都在提前布局。”清科集团一位分析师表示。

随着政策放开，资本大举进入，为医生提供资本保障和执业平台。

今年初，张强高调宣布张强医生集团启动第一轮融资，金额是“保守的”5000万元人民币。

4月7日，卓正医疗宣布完成了B轮融资，融资金额为1750万美元，由一家香港投资机构领投，A轮投资者经纬中国跟投，此时，距离A轮融资仅一年时间。卓正医疗完成B轮融资后，已着手在深圳、广州之外的城市布局医疗网点。

心血管专家万峰所带领的神州海德医疗集团也于今年3月签署了A轮融资意向书。早年成名的万峰，由于患者需求巨大，经历了多年的“飞刀”生涯，受到美国医生集团的启发，他开始着力组建“万兆开心公司”，这是中国第一个“医生集团”的雏形。然而受限于当时的政策制度壁垒，万兆开心公司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后，万峰离开体制组建了实体连锁心血管专科医院。

5月，“大家医联”成立仅仅两月后，宣布获千万级规模融资。

除了投资医疗机构，移动医疗的出现，也为医生提供了更多选择。2015年互联网三大巨头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皆积极布局医疗市场，与包括春雨医生、挂号网、好大夫在线等多家提供在线问诊的移动终端进行合作，为医生的价值释放提供新平台。

自上而下的“多点执业”

2005年，原卫生部发布文件，允许医生为其他医院的患者开展执业范围诊疗，前提是征得医生所在医院的同意。实际上，大医院医生早就已经利用业余时间，前往基层医疗机构“走穴”，已经是事实上的多点执业。

新医改以来，公立医院改革成为核心，而多点执业也成为改革的抓手。

2009年9月16日，原卫生部下发通知，试图规范多点执业，“医师受聘到其他医疗机构执业，应当经所在单位和相关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在《医师执业证书》中增加执业地点。”同时，原则上规定医师需要在同一省级行政区域内执业，且地点不超过3个。

2014年1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再次就多点执业发文，要求简化多点执业程序，鼓励探索备案制。

各地方新政旋即出台。2014年12月，北京市实施了新版多点执业政策，取消了院长书面同意的审批环节和执业地点数量限制。浙江、广东等地也陆续出台各自的多点执业政策。

其中，浙江省在政策上最为宽松，“副主任医师及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和重点或紧缺专业医技人员可自由执业。符合条件的医师无需办理多点执业登记手续，可以在浙江行政区域内任意地点执业，只需要将相关信息报卫生部门备案即可”。

其他地方并不愿意落在杭州的后面，深圳市正在酝酿新政，试图通过分级诊疗制度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缓解“小病扎堆看大医生、大医院常年排长队”的现状。其中一个主要的政策方向就是鼓励医师多点执业，以期在2017年实现五成患者基层首诊的目标。

深圳市卫计委医政处处长李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医生“多点执业”政策方向为“变行政审批为企业管理”。为实现这个转变，深圳市将通过人事制度综合配套改革，在公立医院取消编制管理和行政级别，为“多点执业”清除行政审批方面的障碍，让更多医生走出公立医院开办自己的诊所或者到民营医院执业。

为化解医生的职业风险，深圳市还计划半年内在全市57家公立医院全面推行医疗执业责任险，这种保险被称之为医疗界的“交强险”。该市还将在2016年底前建立与医生“多点执业”相配套的医师执业保险制度。

“自由”有多远

在大多数医生的眼里，下决心冲出体制并不容易，多点执业被视为他们向自由执业过渡的现实选择。

目前的医生大多前往基层医院多点执业，看起来像是过去“飞刀”合法化形式。但在业内人士认为，由于与执业医院签有合约，医生的收入来源不再是患者支付的“会诊费”，而是来自于签约机构，同时会有相对固定的诊疗时间和地点，医患之间的联络会更加密切。而前往民营医院多点执业，也成为了许多医生的最佳选择，好处显而易见——既保留原有的编制，又能够得到市场化薪酬。

然而，能够符合多点执业标准的医生级别大多数在主治医生以上，对他们来说，大多数时间被繁杂的医疗、教学、科研任务所占据，多点执业“有心无力”。

选择多点执业的地点也让很多医生头痛，对于一些尚未建立起个人品牌的医生，往往陷入“无处请，无处去”的尬尴。医保支付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多点执业的发展，民营医院难以获得医保资质，导致多数机构只得选择拓展高端医疗市场，较少的市场容量空间使得医生缺少高水准的多点执业平台。

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多点执业政策大多“叫好不叫座”。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分析，大部分地区仍要求医师多点执业必须经所在医院同意，这无形中成了一个现实的障碍。广东、深圳、北京等地虽然在政策上有所松动，但仅是从政策上加以鼓励，仍缺乏操作规程，比如，医生如何与第一二执业地点签署合同、风险如何分担等。

不少医生认为，自由执业最大的风险在于医疗事故责任处理。按目前医疗体制，责任主体是医疗机构，医生作为“单位人”附属于医疗机构，当医生在本院出现医疗事故时，可由医院承担责任。而离开体制去多点执业，其身份由“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必须与执业的医疗机构共同承担责任。

同时，用身份保障换执业自由，多数人也不敢“冒险”。比如，教学、科研资源集中在公立医院，而能否获得这些资源并不取决于是否有能力，而是取决于“公家人”身份；自由执业的医生评不了职称，退休后能够拿到的养老金也明显低于拥有国有事业编制身份的医生，尽管前者缴纳的养老保险并不低于后者。

在美国，医生以“社会人”身份选择受雇于医院、独立行医或成立医生集团。需要看到，美国的医院和医生都生长在开放的市场，能够自由竞争。商业保险的极大发达，也使得美国的患者不必受制于医保的限制，自由选择医生，这为医生自由执业培育了良好的土壤。医生的收费也有明确的标准，由商业保险公司负责监督和把控，这也保证了医生收入的合理性。

目前，全球90％的国家已经实现医生自由执业。然而，在中国官方的医疗政策语境中，从未出现过“自由执业”的说法。唯一的例外是深圳卫生计生委2013年向广东省卫生厅报送过一份名为《深圳市医师多点自由执业实施细则》的政策方案，但仅过了两个月，这份方案就被撤回，个中原因至今未被外界所知。

在一些专家看来，多点执业是医生从“单位人”走向“社会人”的过渡阶段，也有专家认为，非市场化的环境下，多点执业难有作为。然而各方的共识是，医生必将成为“社会人”，自由执业也将是大势所趋。

社会资本是中国医疗行业走向市场化的孵化器，通过社会资本来搭建平台和桥梁，能够恢复医生自由人属性，并最终撬动整个医疗体制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