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月08日至06月21日

焦点

促进农民工教育投入及其回报率

暨南大学 王春超和叶琴

“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基于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考察”

《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

采用CHNS2000年－2009年的个人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估计中国9个省的劳动者在收入、健康、教育、医疗保险四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对比分析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状况后发现：

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带来劳动者多维贫困不断改善和农民工与城市劳动者之间贫困差距减小。劳动者多维贫困内部，收入和教育对多维贫困有较大的贡献率，且其对农民工的多维贫困贡献率高于城市劳动者。两者的变化可能会关系到农民工贫困的脆弱性乃至其融入城市的程度。

进一步发现城市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稳步提升，而农民工总体教育对收入回报不明显，教育回报率低于城市劳动者且在最近一年呈下降趋势。这可能导致其增加教育投入的动力不足。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市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在增加。市场化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将有利于减少农民工的多维贫困。此外，从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内部维度看，农民工的多维贫困主要受其教育维度的影响。由于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且自身教育投入动力不足，农民工成为高技术工人的可能性在降低。

长期以来，农民工教育维度贫困改善存在障碍，这会导致其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不足。即使当前他们的收入在不断增加，其收入的持久性也将不足。一旦他们适应不了市场的需求，收入会很快下降，容易又回到多维贫困，同时也可能会导致农民工返乡，形成被动的逆城市化趋势。

为了有序推进城市化，政府应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同时应关注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群体教育回报率的变化趋势。而且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不能仅依靠义务教育的推广，政策必须更加注重发展职业技能教育，让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进行有效对接，使农民工在理性选择的情况下提高教育程度和回报率。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农民工教育维度的贫困。

制度

可行能力不平等影响农民工福利分配

上海交通大学 袁方和史清华

“不平等之再检验：可行能力和收入

不平等与农民工福利”

《管理世界》2013年第10期

可行能力（获得福利的真正机会和选择的自由）不平等不仅影响农民工福利，还会调节收入与福利的关系。

可行能力不平等导致“最底层”的农民工关注医疗、教育或居住等基本可行能力平等，而“最顶层”农民工关心制度公平、消除歧视等可行能力的平等。

收入不平等严重损害低收入低可行能力农民工群体福利，而对高收入高可行能力群体福利影响则不显著。此外，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农民工群体收入和福利关系存在显著的正调节作用，即暗示收入不平等会激发低收入群体更努力工作以提高福利水平。所以对于低收入低福利群体，政策要关注增加收入和改善收入差距以提高福利水平，还要重视其可行能力不平等对其福利的影响。而随着收入提高和福利改善，政策应旨在建立公平自由的制度以保证全面发展。

观点

企业中女性领导人增加

有助于其他女性晋升

挪威经济学院 Astrid Kunze和弗吉尼亚大学 Amalia R. Miller“女性互助吗？来自私营企业中各等级的证据”

NBER工作论文20761号

在经合组织的各个国家，女性构成劳动力的45%。但平均而言，比起男性员工，女性员工的所得较少，而且在企业领导层中代表性不足。

利用挪威横跨11年4000多家私营企业的白领工人的详细数据，在固定时段内将企业内部职位分为七个等级，以此用来测量员工每年的晋升。结果发现私营企业内所有等级中，女性员工的晋升机会显著低于男性员工。哪怕考虑学历、工作年限和经验之后，女性的晋升机会依旧低于男性。

但是企业内等级间存在正面的性别溢出效应（女性员工从低等级向高等级流动），但是在同一等级内存在着负面溢出效应。在企业高等级中提高女性代表缩小了低等级晋升机会中的性别差距。这意味着企业领导层中的女性代表增加，在低等级职位向高等级职位晋升过程中，男女的晋升差异缩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