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分析

黄卫挺/文

上半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经济稳增长政策，但当前稳增长的压力似乎没有减少太多，根据笔者观察，一个重要现象是中央政府的经济动员能力正在经受严重考验。

从基层公务员群体的积极表态但不愿过多作为，实际上是，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难作为，到政令政策传导不顺畅，再到企业和资本家的忧虑心态和不开工准备，此次稳增长多少已经陷入了“多策低效”的困境。

面对上述形势，中央对落实重大政策措施、重大项目建设的督查和审计正在全面展开，但这到底能带来多少正面影响仍有待观察。笔者认为，各方不必过于担忧经济增长的短期前景，中国具有足够的潜力实现2020年增长政治承诺。相反，我们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正在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调整，以及在这种调整中，如何更好地推动长远发展。

正在发生的秩序调整

过去中国的发展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发展红利，并由此带动政治等其他领域变化，形成独特的中国模式；当前中国的发展则明显受到整肃吏治的影响和催化，并由此引发整个政经秩序的调整。

在政府主导发展的前续模式下，中央体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定海神针，各级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共同扮演了经济增长的国王，且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中央地方关系和政府市场关系。随着整肃吏治行动的深入开展，内嵌在经济增长背后的这些关系形态与网络发生了重要调整，中央政府经济动员能力的弱化正是这种调整的结果。诚然，整肃吏治是中国走向善治的重要一步，具有非常重要的正面意义，但是我们必须对此带来的影响有充分估计，尤其是在新目标秩序尚未完全建立之前，最高决策层要对过渡期的平稳发展有足够的驾驭能力。

这或许会让部分人联想到“华盛顿共识”下的俄罗斯转型，但要明白，当前中国发生的秩序调整与上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存在本质区别。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将原有秩序彻底摧毁，然后穿上自由主义的外套，其结果就是经济社会快速走向无序。当前中国的秩序调整是改革开放之后渐进式改革的一个必经阶段，中央体制这个定海神针仍在继续为整个政治经济社会运行提供稳定基础，但通过整肃吏治这个催化剂带动各类主体关系发生调整。所以，当前的中国政经秩序调整是可观察、可调节的。从整个渐进式改革的进程来看，这种调整也是一种客观需要。

还需注意到，以“一带一路”为标志的经济外交战略显示出中国对外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调整。根据外交领域的研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策略都显示出新特点，并且，这本身也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演进的重要组成。然而，大国转身，尤其是快速的大转身势必会引发各方关注，如何在这种关注下，调整和形成新的对外关系则是当前最需考虑的。

为长远发展积蓄能量

秩序调整已经发生，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则是新秩序的基本框架。然而，新秩序的形成势必是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即使中央可以掌控有关调整政策的时间和力度，但调整的效果以及新秩序的最终形成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这要求中央保持充足的定力，要充分调研和观察相关整顿政策的效果，并在战略上做好持续调整的准备。这其中，不管从现实的复杂性，还是从结果的可控性来看，整肃吏治要合理借鉴香港等地经验，并在适当时候制度化以作长久之用。

具体到经济发展领域，秩序调整的长期性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微观激励机制调整的长期性，这会在经济发展的技术层面形成直接影响。从当前的经济发展导向来看，在“新常态”这个政策旗帜下，发展效率超越增长速度成为主要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的增长动力来源，由“四大板块”（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以及东部振兴）和“三大支撑带”（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构成的立体战略体系则成为新的工作抓手。

这是一幅宏伟的技术蓝图，但说易行难，技术层面的调整也需要有充足的时间去打磨。所以，不管是从微观激励机制调整来看，还是从新动力机制的塑造、新增长点的培育等技术层面来看，当前中国经济转型都将是一场持久战。同时，由于经济转型与政经秩序调整交织在一起，也决定了这是一场艰难的持久战。这正是当前的大势，亟须决策层制定相应的大策。尤其是要在战略上处理好既定的2020年增长目标与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在新旧秩序的调整中积蓄长远发展动力。

摒弃发展的急躁情绪

基于此，有必要廓清一些当前重点经济工作的思路，笔者认为，摒弃发展的急躁情绪最为重要。话题再次回到稳增长，从媒体报道中能够看出决策层对于当前稳增长的焦虑，但这种焦虑如果以不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来，并通过政治压力传导下去，则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在现实中已略有显现。然而，决策层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会保持下行”这个结论，在这个结论下当前稳增长的一切焦虑都似乎是合理的，但笔者对潜在增长率一路下行的结论却持强烈怀疑。

首先，从测算的技术层面来看，笔者有幸读过几个有决策影响力机构的研究，测算结果均强烈依赖于研究者对未来要素投入的人为假设，但这些前提假设的科学性本身就值得怀疑。事实上，如果这些前提假设成立，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就能直接看出基本结论，一番计算无非是多个可以说事的数字。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到底源自哪里？一些测算在变量的内生性与外生性问题上比较混乱，根源也是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其结论自然可信度不高。理论上，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是提升潜在增长率（或更为直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核心驱动力，在经济学中，技术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广义概念，不仅包括科学技术进步，也包括管理改善等。正如中国社科院蔡研究员所言，潜在增长率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通过改善生产要素供给和提高生产率予以提升。

当前离2020年尚有五年时间，政经秩序调整、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等都将对未来潜在增长率产生抬升效应，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但其效果会逐步释放。因此，当前稳增长的重中之重是要找准有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领域发力，同时以沉稳冷静的状态释放稳增长政策信号，让基层公务员和一线官员准确理解和把握政令，并有动力去执行落实。

从上述话题也很容易延伸到“十三五”规划的战略定位问题。基于上述考量，笔者认为，“十三五”的一个重要定位是为2020年后发展积蓄战略能量。当前的经济外交战略暗示出建设“全球领袖型国家”的战略意图，作为终极战略目标笔者对此表示认同，但不管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力量对比角度，要想实现上述目标仍需很长时间。

客观来说，当前我国对外关系调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为重要的硬实力来自以往取得的经济成就，而未来能否形成与全球领袖型国家相匹配的经济实力，则有赖于前面所说的经济转型。同时，全球领袖型国家的战略能力是多方面的，源自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的综合进步，这些也都将与正在进行的政经秩序调整联系在一起，均是长期性任务。因此，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定位既要进取但又需冷静，既要实现2020年发展目标，更需为2020年之后的长远发展积蓄力量。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