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文
近一年来，“新常态”是中国媒体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最早是去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南考察时提出了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的判断。去年7月习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提出了这个看法，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九个特征做了全面的阐述。
“新常态”这个词最早是在美国使用的，2008年雷曼兄弟倒台，爆发了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全球最为严重的一场金融经济危机，在2009年时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家首先提出了 “新常态”的概念。本文首先分析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新常态”有什么特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与我国的“新常态”到底有什么不同，然后，再探讨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一、发达国家的“新常态”
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家在2009年初开始用“新常态”这个词的时候，指的是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可能会经历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高，而在金融市场上面的投资风险会非常的大，平均的回报率会相当的低。2009年华尔街的金融家作出这个判断以后的过去六年时间发达国家的表现也就是这种特征。
从美国来看，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接近负增长，到了2013年经济增长率恢复到了1.9％，低于长期3％的增长率，2014年时大家觉得美国经济有所复苏，年初的时候预计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2.8％，尤其是二季度达到了4.7％，三季度达到5％，但四季度又掉到了2.2％，去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4％，要比年初预计的2.8％还是低了0.4个百分点。过去，危机过后会出现6％、7％的增长反弹，美国现在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失业率达到了11％，现在统计失业率降到了5.5％，恢复到了危机以前的水平，但这是“统计失业率”，因为在美国对失业的统计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劳动者失掉了就业，一个月不找工作，这样就算退出劳动力市场。由于发生危机以后经济增长不好，很多人失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就不去找工作，导致美国的适龄就业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过去相比少了3个百分点，那些人不去找工作，并不是不愿意工作，所以实际上是失业的。如果把劳动参与率的降低也作为失业率的话，分母变成分子，美国的失业率还是将近10％，这也是低增长、高失业。
美国是这样，欧洲大家也很清楚，欧洲国家在2009年的时候是负增长，在2010年的时候恢复到正增长，但是2012年的时候又是负增长0.6％，2013年是负增长0.4％,2014年初大家预计可能会恢复到1.1％的增长，到年底全年实际上增长只有0.8％，相比年初预期少了0.3个百分点，而且不仅没有恢复到长期增长的3个百分点，也没有出现危机之后应该有的6％、7％的增长反弹。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西班牙的失业率超过了25个百分点，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了50个百分点。其他国家的失业率也达到10％以上。
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经济一直非常疲软，而有“失去的二十年”这样的说法。安倍上台后，试图重振日本经济，提出安倍经济学，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和结构改革。安倍在2012年底上来以后，2013年的增长率是1.5％，2014年初预计是1.3个百分点的增长，结果全年经济增长率只有0.2％，还是在衰退当中。失业率和欧美国家相比较低，只有5％多点的失业率，但是日本长期的失业率是只有1个－2个百分点，和过去相比已经是非常高的失业率，这也是新常态里面低增长高失业。
在欧美的新常态下为什么股票市场上面投资风险会非常大？因为发达国家有比较好的社会保障，失业率高的时候政府社会保障的支出就多了，经济增长慢的时候政府的财政税收也增长慢，支出增长快，政府财政赤字积累非常的快，以日本为例，1991年日本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当时是60％，在OECD国家属于最低水平，现在日本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40％，在世界各国当中是最高的。
发达国家现在的政府财政赤字普遍超过100％，如果失业率高，持续下去会步日本的后尘，积累的财政赤字会增加非常快，为了降低政府还本付息的成本，政府就会把利率压得很低，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基本是零利率，发达国家现在基本也都是接近零利率，零利率怎么维持呢？那就是要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非常规的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体系中就有非常多的流动性，到处是钱，但是在经济增长缓慢的状况之下发达国家不容易找到好的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金融家们就会把钱拿去做短期的投机，把这些钱投到股票市场当中。就以美国的道琼斯指数为例，在危机前最高的是2007年13000多点，当时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股票市场是有泡沫的，现在危机爆发了，美国实体经济没有恢复，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从13000点变成18000点，代表了泡沫更大。泡沫没有不破灭的，只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破灭，因此任何信息的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股票市场价格大涨大跌，所以，风险非常大，平均回报率其实是低的。
发达国家这种新常态可能还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根本原因是发生危机的这些国家，经济当中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如果结构性问题不解决，经济就很难恢复正常的活力，达到长期3％的增长率。结构性改革很重要，大家都清楚，连发生危机的国家的政府也清楚。那为什么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呢？根本原因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是什么？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是高福利、高工资国家必须降低工资、减少福利，政府的财政赤字必须减少，金融机构高杠杆必须去杠杆。如果发达国家真能够这么做，生产成本就能够降低，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就有竞争力，就能够创造就业维持经济增长。金融机构如果能够去杠杆的话，金融风险就会降低，政府能够减少赤字，使用财政刺激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就会高，经济就会比较稳定。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做呢？
关键问题是这些结构性改革在推行的时候，会减少消费，减少投资，减少需求，经济增长率会下滑。为什么?工资和福利减少了，老百姓的消费当然就减少了；政府财政赤字减少，政府支撑的投资和消费就会减少；金融机构去杠杆的话，贷出去的钱不管是搞投资搞消费都会减少。这种情况下进行结构性改革，一定是投资、消费减少，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失业率增加。
问题是现在失业率已经这么高了，任何政府都很难推行那些可能让失业率进一步增加的措施。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欧洲央行要给南欧那些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援助时，受援国要承诺获得援助后进行结构性改革，但当这些国家领导人拿到援助回国真正推行结构性改革时，马上就会出现游行、抗议、社会动乱，改革措施推行不下去。
这个当前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矛盾是目前发达国家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发生危机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这并不是发达国家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才有的特例。实际上，过去每一次金融危机以后，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发生都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使得经济恢复活力和正常的增长。
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过去发生金融危机的通常是发展中国家，危机发生以后，发展中国家通常会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开出三个药方，也就是三把斧头。第一个建议是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家长久竞争力和风险的抵抗能力；第二个建议是货币大量贬值，产品出口竞争力提高，利用其在国际市场的扩张创造的就业和需求来对冲结构性改革所产生的收缩效应。当然这两个政策要推行下去总有一段时间差才能显现效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给它们一笔过渡性贷款。
这是过去在解决金融危机恢复这个地区经济增长的三把斧头，目前这三把斧头在发达国家很难用，像南欧国家那些发生主权债务的国家如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法定货币为欧元，自己不能贬值货币增加出口来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
固然欧元区总体可以贬值，欧元区总体贬值，发生主权债务的国家出口可以增加，问题是美国也有这些问题。美国从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到现在还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美国跟欧洲国家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出口产品在国际上是竞争的。如果欧州国家想用欧元区整体贬值的方式，给南欧国家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那抢走的就是美国市场，增加美国的失业。美国当然不愿意干，美国就会用竞争性贬值的方式来对冲欧元区的贬值。同样不愿意干的还有日本，日本1991年到现在还没有走出危机，它也会用货币大量增发让货币贬值来对冲。结果大家都无法推行结构性改革，增长乏力、失业率高、金融投资风险大、回报低的新常态也就可能像日本那样持续十年或更长的时间。
二、我国的“新常态”
意味什么？
我国的“新常态”又是什么呢？习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讲了九大特征，这里包括消费结构变化，以前我们有三大件的说法，最早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后来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再后来是空调、音响、手机等，每个新产品出来就带来了一个消费高潮，现在已经变成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新的增长热点不像过去那么容易找到了。原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大量的扩张，把农村劳动力往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现在工资上涨，那些产业逐渐失掉了比较优势。还有人口老龄化、环境的承载力、产能过剩等问题，这些问题确实让我们告别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36年、平均每年9.7％的高速增长，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往下调到中高速增长。
中高速的增长会多高？
我国从2010年一季度以后经济增长节节下滑，今年一季度的增长只有7％，下滑的压力还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到底会有多高？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于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以及挖掘潜力变成实际增长率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如何。
（一）我国有8％增长的潜力
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什么？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靠的是什么？就是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为什么可以不断提高？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提高产品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以及产业升级，不断出现一些附加价值比现在的产业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把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从现有的产业往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转移，这样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会不断提高，经济就可以不断增长。
这个道理不管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发达国家要维持长期的收入增长也同样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技术需要不断创新、产业需要不断升级，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都是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技术创新必须是自己发明的技术，它的产业升级也必须自己发明新的产业。发明有一个特性，如果用一句成语形容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去当兵能当上将军的话，扬名立万有地位有财富，但是成就一个将军可能要死掉一万个士兵。发明新技术、新产业也是同样的道理，发明需要大量研发，大部分的研发都是失败的，即使申请来了专利，真正有价值的也没有几个。如果发明的技术、产品有市场，它的回报率就非常高，但大部分的研发活动没有任何回报，所以，发明的风险很大，平均回报率不高。从经验来看，固然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发明的，但发达国家过去100多年来，年均增长也就是3％。
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在世界技术和产业前沿内部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有很多消化吸收借鉴模仿的空间，利用这个可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也就小了。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差距，发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面的便利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好几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取得36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长，虽然，很少有我们自己发明的技术和产品，但我国的增长的速度可以将近是美国的4倍，靠的就是这个后发优势。
问题是后发优势已经用了36年，还有多少？这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的后发优势已经用了36年，世界上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取得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不多，主要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已，它们通常利用这种后发优势20年以后经济增长的速度就放缓了，降到了7％以下，甚至只有5％、6％或更低，我国现在已经是36年了，增长潜力已经降到7％以下，我个人对这个看法不完全赞同。
看后发优势的潜力不是看过去快速增长已经有几年，而是现在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怎样判断我们现在的平均技术和产业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好的指标是看人均GDP的差距，平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而平均劳动生产率就代表了平均的技术和平均产业的附加价值水平。最新的可以用来做比较的数据是200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1％？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我国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日本从1951年用跟美国技术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开始用了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长；台湾从1975年开始，利用后续优势20年平均每年8.3％的增长；韩国从1970年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和我国从改革开放以后维持36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长轨迹是一样的，如果在同样与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水平，它们可以实现20年8％到9％的经济增长，表明从后发优势的角度来看，我国从2008年开始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二）我国在新常态下有条件保持7％的增长
既然从2008年开始我国还有每年8％增长的潜力，为何2012年和2013年实际增长都只有7.7％，2014年是7.4％，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7％，而且经济下行压力明显？这是因为增长潜力是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供给层面来分析的，实际增长还需考察需求层面。从需求面来看，拉动经济增长有赖于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
我国2012年以后增速节节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尚未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需求增长乏力，导致我国出口需求增长缓慢。从1979年到2013年，我国平均每年出口增长率是16.8％，2014年的出口增长率仅为6.1％，今年一季度的出口增长率低至4.7％，减少十几个百分点。其次，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采取的积极财政支持的投资项目大多已经完工，在没有新增项目的情况下，投资增长率也必然跟着下降，出口和投资增长率的下滑是导致我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不仅我国是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情形。
展望未来，美欧发达国家有可能出现和日本同样的长期增长疲软，出口拉动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从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来看，还处于具有8％增长潜力的大有作为机遇期，靠内部需求的启动，包括投资和消费，实现7％左右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首先，产业升级的投资空间很大。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的产业过剩产能很多，很难再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了。实际上，我国尚处于中等发展阶段，即使现有的产业有产能过剩，或者有些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了会被淘汰，但中长期来看我们还有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也就是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所讲的，现在大部分是中低端的产业，可以向中高端的产业升级。要升级就要投资，这里面会有很多的机会。
其次是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还很多。这么多年我国固然做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要改善或者弥补这些不足，就需要投资，这方面可投资的地方还很多。
第三是改善环境还需要大量的投资。环境要改善大家都同意，但要把所有的工厂都关掉，回到1979年的生活，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只能选择在发展和生产当中解决环境问题，投资新的节能减排设备、采用新的生产方式等等。
最后是城镇化的发展也需要投资。现在我国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4％，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占80％—85％，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化将不断推进，随之需要大量的住房、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
上述都是很好的投资机会，具有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国内尚有大量的投资机会，这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从2008年到现在六年多了，因为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发达国家至今走不出经济下行与衰退。首先，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是世界前沿的了，下一个增长点是什么很难知道，有的话也只有一两个；其次，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完善，顶多是把老旧的基础设施稍微改善一下；此外，发达国家的环境也相对较好，城市化也已经完成。所以，在判断中国的发展前景时，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方法作为参考。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应该发挥出来。
除了上述经济回报率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我们还有很多相对较好的投资条件。
一是我国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不到50％，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都超过100％，所以我们财政政策可实施的空间比其他国家高得多。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投资平台借银行或影子银行的短期债务来进行长期基础设施投资的期限不配套的问题。最近财政部宣布，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并要用1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来置换其在银行系统的欠账，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必要时可以增加。二是我国的民间储蓄接近GDP的50％，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三是我国有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以上三点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国际经济周期性下行的时候，应该也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但它们经常受限于政府的财政情况不好或民间储蓄不足，或者因外汇储备不足而难以进口一些机器设备、原材料，而无法投资。我们在这些方面都是相对具备优势的。
另外，我国的利率和准备金率高，政府也可以用降低利率和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
这也就是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我国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回旋的空间大，稳增长可用的政策措施多，把我国这些有利条件利用起来，进行有效的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有了就业收入增长就能得到保障，消费随之也会增长。投资和消费都在增长的情况下，即使外部条件相对不好，也还是有可能达到7％左右的经济增长的。这些条件短期内不会变化，在2015年和“十三五”期间应该都有可能保持7％左右的增长。
（三）我国有必要保持7％的增长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就业。如果我们不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就业就可能成问题。2014年的就业是相当好的，新增了1322万的城镇就业，超出了去年初预定的目标。但如果经济增长放慢，低于6％，企业的盈利状况就会很不好，很多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变化，可能就关门了，有可能出现断崖式的倒闭潮。而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有利于企业的信心，把员工保留着，也就保住了就业。所以，要保持较好的就业率，就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预期。
其次是金融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放慢，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会变差。这种状况下，坏账会增加，影响到金融安全。
第三个原因，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两个翻番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十年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一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要7.2％，前几年都增长得比7.2％高，从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长速度可以低一些，6.6％就可以了。
但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即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翻一番。有没有可能GDP增长6.6％，靠分配让收入增长更快一点，实现翻一番的目标呢？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会出现一个问题：现在企业的盈利状况已经很差了，如果经济增长率是6.6％，收入分配往劳动者这边倾斜（当然我们也希望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会导致企业的盈利状况更差，一些企业可能就要关门，进而加大金融风险，这又跟前面就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相抵触。所以，要完成十八大提出的目标，还是必须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既可以实现居民收入翻一番，也有利于就业、有利于金融稳定。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印度的竞争。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最新的预测，我国今年的增长速度是6.8％，明年则是6.3％，印度则是7.5％和7.5％，分别比我国高0.7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则是我国今明两年的增长率是7.2％和7.0％，印度则为7.8％和8.2％，分别比我国高0.6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
回顾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任何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旦抓住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通常就会保持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日本、亚洲四小龙是这样，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也是这个道理。现在，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出口产业因为工资上涨逐渐失掉了比较优势，其他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如果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可能也会实现像我国过去几十年那样的高速增长。印度有相当的可能性会抓住这个机遇，一是因为印度现在的人均GDP不到我国的四分之一，工资水平比我们低；二是新上台的印度总理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担任首席部长时推行的就是东亚的招商引资、出口导向、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该邦人口占印度5％，出口占25％，当总理以后提出“印度制造”的口号，推行出口导向政策，积极招商引资，改善基础设施。如果他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未来十年二十年就可能会有8％－9％的增长。而我国已进入到新常态，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的比较优势在减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增速会降到7％左右，不努力的话就会降到6％或更低了。
过去30多年我国维持了全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大国，但国际上对我国的体制机制还有很多信心不足之处，经常唱空中国，国内也有不少人受其蛊惑。如果印度发展强劲，中国增长乏力，国际上唱空中国的声音会更多，会影响到我们的三个自信。怎么来应对这个可能的挑战呢？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快速地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印度还是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国家的增速慢于发展中国家是惯例，因此当我们到了高收入阶段时，发展速度低于印度就是规律而不是我们的体制和道路问题了。怎样才能更快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我们从2015年到2020年能够维持7％或更高一点的增长，加上人民币升值，到2020年人均GDP就可以达到12615美元，从而成为高收入国家。
第二，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帮助和我国友好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承接我国的劳动密集加工出口产业的转移。尤其，非洲有10亿人口，人均GDP不到我国的四分之一，工资水平现在与印度一样。非洲的国家如果承接了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同样会出现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国家纷纷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西方主流政治、经济理论的指导和众多国际发展机构的帮助下，非洲国家仍未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如果帮助非洲国家抓住了这个机遇期，不仅会减少印度的机会，也会对我国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产生和印度的高速增长截然不同的影响。
目前非洲国家承接我国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的条件不如印度，若能把帮助非洲国家承接我国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访非时提出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以及李克强总理2014年访非时提出的“中非合作升级版”的主要内容，从非洲54个国家中先挑选几个和我国关系友好、政治社会稳定的国家作为切入点，积极主动协助这些国家参考借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工业园区，招商引资，两头在外，参加国际大循环的经验，创造条件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帮助它们实现梦寐以求的工业化、现代化。这些国家的成功将会对其他非洲国家提供经验和信心，产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效应，非洲54国将会认同我国的道路、理论和制度，成为我国外交上的坚强伙伴。我国的发展思路和经验在世界上最为贫穷的非洲大陆运用的成功，也有利于改变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发展理念，增强我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
（四）稳增长需要克服误区
在外部环境相对不利，要利用国内有利的条件挖掘8％的增长潜力，以实现7％左右的增长，需要克服几个认识上的误区：
首先，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明显恶化，雾霾也相当严重。很多人就产生了一个误解，以为环境恶化是因为中国增长太快造成的。如果把经济增长放慢一点，环境就会好。这个看法并不准确。其实雾霾跟增长有点关系，但不是因果关系。最好的证明就是印度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速度比中国低3个到4个百分点，但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健康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调查报告，印度雾霾和环境污染的情形比中国还严重。印度和中国雾霾之所以严重是因为都处于中等发展阶段，制造业是最主要的生产活动，能源消耗和排放的密度高，任何国家，包括欧美的老工业化国家和东亚的日本韩国等新工业化国家，在这个阶段环境问题都会比以农业为主的低收入阶段和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严重。其次，就是印度和中国的能源都是以煤炭为主，污染的程度比其他能源严重。最后是环境执法不严。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环境执法，环境问题会有所缓解，但前两个问题仍然会存在。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只会延长制造业为主、环境压力大的中等发展阶段，延缓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环境压力小的高收入阶段。
其次，有很多人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这个看法也不准确。现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基本上就是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建材行业，减少了投资以后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减少了，产能过剩更厉害。投资会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取决于投资的方向。如果是继续投资已经过剩的产业当然会恶化产能过剩，如果投资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环境保护，这种投资不仅会减少现有产业的产能过剩，而且会提高经济的竞争能力。
第三，在经济下行时政府是否应该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的措施？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政府做了很多基础设施投资，在这段时间里我国的投资回报率下降，有人说政府做的投资回报率低所以政府不应该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措施。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需要好几年，在未建成前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回报率自然较低。其次，基础设施有很多外部性，比如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减少交通拥堵，降低汽车轮胎的耗损，这些都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但不包含在基础设施的回报中。即使把这些都考虑在内，发现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还是比企业在产业上投资的回报率低，那么政府是否就不应该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的措施？一般企业投资基础设施的积极性低，基础设施出现瓶颈又会制约经济的增长，所以必须由政府来做。如果政府需对基础设施的建设负责，那么是在经济上行时来做好？还是在经济下行时来做好？经济上行时企业已经有很高的投资积极性，政府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只会使经济过热，经济下行时，企业没有投资的积极性，失业增加，政府可以发失业救济，或是投资基础设施，启动需求，创造就业减少发失业救济的必要，到底哪一种比较好？显然，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一石二鸟的较优选择。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在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我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任上，提出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措施，去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一改过去的政策主张，认为在经济下行时是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好时机。
最后，国内还有一种看法是经济增长慢可以倒逼改革，这个看法也值得商榷。我认为，如果经济增长慢了，失业问题就会增加，企业盈利状况变差，金融呆坏账和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危险上升，政府就会像救火队一样不断地解决短期问题，实际上有许多改革反而难以推行下去，甚至已经做的改革又会被取消，所以，不能简单说增长慢有利于改革，甚至认为经济增长越慢越有利于倒逼改革。实际上，还是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中高速增长有利于推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改革的推进。
结束语
我国的经济新常态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新常态，我国的经济仍有8％的增长潜力，即使在外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只要能克服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利用好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回报高的投资机会和投资资源多的有利条件，我国在2015和“十三五”期间有可能保持每年7％的增长，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立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