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文

上个月我在硅谷待了一周，得出一个结论：我是个恐龙。技术的变化如此之快如此之深远，让我们迷失在过渡、转换和转型的漩涡中。

数字革命已经来临，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婴儿潮一代对此却存在理解困境，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仍然是纸（阅读），而千禧世代（1980年－2000年出生的人）主要是用手机、视频传播信息，用社交媒体进行沟通。

人口数据可以说明一切。世纪之交的时候，婴儿潮（1946年－1964年出生的人）一代占劳动力的一半，而今天的美国，千禧世代和X世代（1965年－1979年出生）大约各占三分之一。手中退休金和财富最多的或许是婴儿潮世代，但年轻世代正在迅速创造新的财富。

福布斯杂志按收入排行前五名的美国企业是沃尔玛、埃克森美孚、雪佛龙、伯克希尔哈撒韦和苹果公司。沃尔玛员工超过210万人，利润160亿美元，市值2650亿美元。苹果公司员工只有8万人，利润却达390亿美元，是沃尔玛的两倍，市值7250亿美元，超过沃尔玛和埃克森美孚之和。推特员工只有3638人，沃尔玛员工的0.2%都不到，但价值却是沃尔玛的9.2%。Facebook，员工9200人，但用户14.4亿人，价值是沃尔玛的86%。

要不是硅谷在持续不断地创造财富，加州大概还要继续饱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加州目前经济规模为2.3万亿美元，年经济增速2.8%，，超过2014年美国实际GDP平均2.2%的增速。

数字颠覆有两个特点：速度和规模。数字转型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广泛深远，让我们无法评估其意义，这也是技术泡沫形成的原因。

我们很容易接受加州的硅谷作为数字变革的全球领袖地位，但对数据深入分析后，令我大为惊讶的是，下一代的数字变革浪潮已经出现在中国和印度。

五年前谁能想到如今按市值排名全球上市互联网公司15强中有四家是中国企业（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京东），截至2015年5月，这四家公司合计价值5420亿美元，占15强公司总市值2.4万亿美元的22.4%。

这背后是中国转型的速度和规模，已经超过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美国互联网普及率超过80%，中国只有40%多，印度20%多。但中国6.18亿的互联网用户已经是美国人口的两倍，并且其智能手机使用的增速（21%）也是美国的两倍多（9%）。

虽然中国和印度的收入远低于美国，但中国和印度的千禧世代（所有新兴市场的千禧世代）都比发达国家的同龄人花在智能手机上的时间更多。

这个大趋势有两方面的影响，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如阿里巴巴和腾讯也正在开始抓住这个机会。影响之一是用智能手机进行买卖和支付的便捷性——智能手机成为全服务的工具。部分出于监管的原因，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如eBay、亚马逊和Facebook仍坚守它们的核心优势，但阿里巴巴和腾讯旗下的微信已经发展出新的生态系统，同时兼备社交网络、聊天室、交易和投资平台的功能。

最近我在拉丁美洲的时候丢了黑莓手机、苹果笔记本和相机，我很惊讶通过苹果手机上的微信，我可以和半个地球之外的朋友进行免费视频和实时通话。唯一的问题就是手机电量，并且我没有开通转账功能以备不时之需。

第二个影响是，传统服务供应商被远远抛在身后。我的信用卡公司仍然在使用过时的电话银行，这意味着，为了挂失信用卡，我不得不一会儿按1、按2，恼火得快要炸掉。这些公司在客户服务技术方面至少要落后两代。

我对互联网革命进行分析的结论是，技术对传统商业的颠覆尚不完整。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改变了音乐、摄影、图书销售和视频租赁业。今天我们通过网络订机票和酒店。但随着iPad、iPhone的出现，医疗卫生、金融、投资、教育和社交都可以通过一个设备（手机）实现，让我们不需要去不同的公司获得不同的服务和解决方案。

这些颠覆正在中国和印度迅速发生，因为这些后起之秀对技术的局限没有预设的概念。如果中国正在经历技术泡沫，那么下一个要警惕技术泡沫的就是印度。

有人可能只联想到风险，认为泡沫是可怕的。我已经意识到我们内心的动物性，我们通过对过剩的追逐改变游戏，而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人将能够创新。

硅谷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心态：没有冒险就没有收获。这种心态才是真正的新数字转型。

让我们将目光锁定亚洲。

作者为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正在创作从亚洲视角看全球变化的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