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特派记者 王延春 发自澳大利亚堪培拉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FTA）犹如新的“震源”，为双方经济提供了更多“共振”频率。历经十年22轮谈判，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令双方找到了更多经济共振链。
2007年以来，澳大利亚的能源矿产与中国汹涌的重工业崛起契合，形成了上下游垂直的“共振链”。这样的共振链，使中国从这年起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新的“共振 ”正在萌生，基于中国内生性消费成为经济新引擎，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奶粉、牛肉、羊毛等更多产品正与中国13亿人口的市场需求形成共振。基于合作扩围的新需求，中澳间的非矿经贸陡然增加，依托这样的趋势，投资和服务等更多经济“共振链”进而在两个大陆板块跨洋穿行。
经济“共振”仍正深度蔓延：澳大利亚亟待改善的基础设施与中国价廉质优的机械装备制造契合；澳大利亚历练已久的服务业正与中国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欲望一拍即合；中澳新的“产能合作”将刺激双边的投资深度融合。澳大利亚前总理、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陆克文曾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承认，中澳在全球化中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更容易形成利益契合点。“我们需要通过更强劲的贸易来提高整体经济水平。”
负面清单加最惠国待遇，这些新的协议突破，让一直以来隔着玻璃看中国的澳大利亚人，终于有了零距离接触中国的机会。尽管每年有几十万的中国人到澳大利亚旅游、移民，他们的足迹和声音在澳洲各个角落无处不在。但是，澳大利亚人对中国人的了解依然有限，甚至在中国企业投资等问题上存有“偏见”。中国服务业对澳洲开放，意味着通过教育、金融、养老产业、医疗保健等人与人磨合的行业，中国社会正为澳大利亚打开一扇门窗。
在北京到悉尼的航班上，多是操着普通话和粤语的华人面孔，航班播音、空哥空姐会讲生硬的中文，甚至提供的食物也是中西杂糅。随着中澳自贸协定落定，中澳两国人员往来正日益紧密。
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已经成为中国人的聚集地，漫步于烹调蒜香的唐人街和摆满中国各类服装箱包和工艺品的商品市场，仿佛感觉仍在中国逛游。目前在澳华裔达到86.6万人。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也有20多万，中国已是澳大利亚第一大留学来源国。人文交流的紧密带来生活习惯的融合，“人流”刺激了“物流”的跨境“共振”。
新南维尔士州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吸引中国投资，尤其是对新州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非常关键。同时，希望2020年，能实现中国游客到新州旅游产值翻一番，最大限度地受益于澳中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新州华人居民数量持续增加，约占新州人口的8％。中文是新州最大的非英语语言。中国也是新州最大的游客市场，13％的新州国际游客来自中国（新州旅游局2014年发布的数据）。
6月17日，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美术馆举办中澳FTA签字仪式的时刻，久旱的堪培拉连降三天大雨，有中国企业家笑称，双方期待着这是“雨后逢甘霖”的好兆头。澳大利亚政府预测，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每年将为其带来高达200亿澳元（约合175亿美元）的贸易额。
中澳自贸协定不仅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涉及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等“21世纪经贸议题”。这意味着，中国将凭借自贸协定的共赢模式探索21世纪新贸易规则。中国正在构建的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网络，也必然为正在推进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区域融合探路。
中澳经贸“破壁”
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预示中国消费市场的狂欢。
所有乳制品的关税将在４年到11年间被取消；牛肉12％－25％的关税将取消；活动物出口10％的关税将在4年内取消；羊肉12％到23％的关税将在8年内取消；葡萄酒14％到20％的关税将取消；所有园艺产品的关税将在4年内大部分取消，目前部分关税达30％；大麦3％的关税立即免除；皮革和毛皮的5％到14％的关税将在２年到７年内取消。
中国消费者将在家门口就可以低价享用澳大利亚的各类食品和日用消费品，而不必再通过旅游携带。
目前中国已是澳大利亚农产品和鱼类的最大买家。相关部门测算，中澳双边自贸协定实施后，中国享受的零关税的税目比例将达到96.8％，澳大利亚享受水平为97％。这个协定的降税水平超过一般自贸协定90％的水平。随着关税壁垒的逐渐“破壁”，通过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中澳双边实现经贸“共振”的效应最大化，除了破除关税“壁垒”外，两国还成立工作组，在税收制度和标准方面对标，隐蔽的非关税壁垒将逐一清障。
在位于堪培拉附近的Clonakilla酒庄，《财经》记者遇到不久前从上海归来的老板蒂姆·科克。他说2014年酒庄有4100万毫升的葡萄酒出口中国，如果葡萄酒平均税率由目前的34.7％降为零，酒庄的出口量还将大幅提升。“讲究时尚和品质的中国年轻人会懂得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味道，他们是我潜在的客户。”这家成立于1971年的酒庄是堪培拉第一家酒厂，以往数年主要出口英美等传统市场，近两年来，一些中高端品牌的红酒开始布局香港、中国内地等亚洲市场。
澳大利亚葡萄酒生产商每年向中国出口价值超过2亿澳元的产品，在中国葡萄酒进口来源国中排第二位，占中国从世界进口份额的15.2％。来自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的数据，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三大瓶装酒市场。
畜牧业一直是澳大利亚引以为豪的优势产业，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羊毛产品进口来源国，占中国从世界进口份额的68.8％。在中澳FTA中，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羊毛产品实施国别配额，配额内关税为零。这对中国的纺织服装企业来说，意味着未来的原料成本的降低。
堪培拉附近一家综合农场，雨水使有些枯黄的草场泛绿，羊群在雨中闲散地漫步。农场主菲利普·萨克斯指着剪下来的一堆羊毛说，尽管如今剪羊毛的人工成本昂贵，但羊毛的销售还是不错。关税下降估计暂时不会带来多大好处，但长远看是有前景的。
根据28.7万吨的WTO关税比例配额，中国实际上已经对羊毛提供了免税的市场准入。在此配额内的关税率为1％。根据中澳自贸协定，除了现有的WTO配额，澳大利亚将获得3万吨洗净毛（约4.3万吨原毛）的国别配额。这一配额将每年增加5％，到2024年将达到近4.5万吨洗净毛（约6.43万吨原毛）。这些羊毛进口将享受免税进入中国市场的待遇。这算迄今为止中国在所有自贸协定中提供的最优待遇。
从中澳FTA具体成果看，除粮食、棉花、植物油和糖等产品未被列入自由化进程外，与中国人日常消费相关的牛肉、乳制品、羊毛、葡萄酒、水产品等关税都将逐步降为零。
在澳大利亚机场免税店或大型超市，很多中国游客喜欢批量购买绵羊油等化妆品；鱼油、葡萄籽等保健品，不过由于携带量太大，往往在澳大利亚机场被缴没。资料显示，所有进口化妆品，在进中国海关时，都要征收消费税、关税和增值税，关税税率基本上都在17％左右，消费税各不相同，化妆品的消费税额度从6％到30％不等，护肤品征收6％，彩妆和香水的幅度很高，达到30％之多，增值税也在17％左右。
高关税刺激了跨境代购和跨境商城的火爆。陆克文的女儿陆杰喜也在天猫国际开店，网店上所售卖的都是她及其女儿最喜欢的澳洲产品。陆克文表示支持女儿售卖“澳大利亚的土特产”。不过，过渡期后，中国消费者可以更便宜的价格和更方便的渠道在国内购买到澳洲的这些高税收商品了。
中澳贸易结构正在从单一的能源矿产贸易扩围到多元化贸易。目前中澳双边贸易额已超1500亿澳元，占到澳大利亚对外贸易总额的20％以上。回顾历史，1979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不过11.4亿美元，2014年，双边贸易额已达到1369亿美元。
基于贸易的扩围，中澳双向投资也日渐活跃。
《财经》记者采访的中国和澳大利亚企业界人士多表示，这次中澳FTA一大“亮点”就是投资领域的“破壁”：自协定生效之日起，双方同意相互给予投资最惠国待遇，未来双方给予其他经贸伙伴的优惠待遇将同时给予对方。澳方给予中方大体相当于其给予美、韩和日本等贸易伙伴的高水平投资待遇，并以负面清单的方式列明；同时，大幅降低中方赴澳投资审查门槛，投资免审标准从2.48亿澳元提升为10.78亿澳元。这些协议，为中国在澳洲的投资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中澳已经完成了关于“打工度假安排(WHA)的谈判”，将每年向中国提供5000个打工签证名额。同时，澳大利亚政府2016年将针对中国公民试行十年多次往返旅游签证，每次最多停留三个月。这些措施，都有利于中国企业踏实地向澳大利亚“走出去”，也有助于缓解中方在澳企业劳动力短缺和用工成本过高的压力。
中国银行（澳大利亚）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孙希旭告诉《财经》记者，前几年，中国企业来澳更多的是国企，相对集中在矿业和能源行业。今后投资主体和行业将更加多元化。从投资主体看，更多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会来澳洲投资。从规模看，更多的中小企业开始来澳投资，也会有更多澳洲中小企业参与到中国的经贸往来。
随着投资的增加，中国银行在贸易融资、并购、项目资金管理、双边贷款、银团贷款、项目贷款、应收账款融资、保函、资产并购交割等方面的业务量也有所提升。目前中行在新州、维州、昆州、西澳设有9个网点，总资产已超过300亿澳元。
《财经》记者从澳大利亚贸易和投资部门了解到，目前如意集团、沙钢、荏平信发、山东兴盛、山东天业、南京建工集团等民营企业都已经布局澳大利亚。去年以来，类似马蔚华、杨绍鹏、胡葆森、王文京和蒋锡培等中国企业家“组团”到澳大利亚进行商机之旅的“企业家团”开始增多。
“掘金”服务业
服务贸易在澳大利亚的经济中占了72％的比重。澳大利亚高水平服务业可能为中国崛起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福利带来提升。
澳方承诺自协定生效时对中方以负面清单方式开放服务部门，这是世界上首个对中国以负面清单方式作出服务贸易承诺的发达国家。中方则以正面清单方式向澳方开放服务部门。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作为发达国家，采用负面清单的形式对中国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有利于提升中国的服务贸易水平，助推中国从贸易大国升级为贸易强国。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澳大利亚服务业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中国学习其服务理念和管理经验，促进境内行业竞争。比如，澳大利亚成熟的养老体系、医疗保健经验和教育体系等，这些澳大利亚企业在华设立独资或合资机构，有助推动国内养老产业和教育、医疗等服务市场走向成熟。目前，澳大利亚的银行、法律事务所、保险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信息管理和医疗服务机构已经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渴望在更加开放的中国市场中分得一杯羹。
中韩FTA也涉及了负面清单的谈判，中美投资谈判（BIT）也以负面清单的模式进行。这些都可能促进中国不久以负面清单的模式对外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孙希旭说，过去中行（澳大利亚）有限公司更偏重支持中国企业来澳洲，现在，我们已准备好，对中澳企业提供双向的服务。促进澳洲企业和服务业进入中国市场，这为中资银行带来了发展机遇。
服务业的关键是人力资本的提升。教育是中澳两国的合作重点。很多澳洲教育机构关注与中国企业和院校合作，为中国市场提供职业教育和联合研发。澳大利亚每年在中国举办两次大规模的教育展，各种机构、学校每年在中国各大城市举行各种形式的展览。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赴澳留学，中国内地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地。
《财经》记者在悉尼科技大学采访时了解到，该校的商学院与上海大学、中山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院校合作，培养信息技术、电子创意和数字新媒体、时尚设计等方面的人才，并联合研发新的信息技术。目前这个学校大约有1.2万的中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占学生总数的30％。刘迪凯（音译）教授是该校机器人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他说，他们一些机器人应用项目正在尝试人机交换和机器人团队，将来可以操作生产上的高危作业，并帮助养老残障行业完成艰难的服务工作。中国的船舶公司等已经到该中心考察，期待寻求合作。而该大学的全球大数据中心，汇集全球科技精英，研究大数据的传输、信息发掘、安全处理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已与该中心签订5000万元的投资框架协议，该中心为其提供视频大数据、大数据快速传输等技术服务。
金融是中澳新的热门合作领域。如今悉尼也成为继卢森堡、伦敦、法兰克福、新加坡等城市之后又一个离岸人民币全球交易中心。早在2012年3月，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已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了300亿澳元的货币互换协定。随着贸易和投资量的扩大，澳元和人民币直接结算意味着不再需要使用美元作为转换货币，中澳商业成本将降低，汇兑风险也将减少。
澳大利亚驻华使馆经济参赞顾兆伦（Lachlan Crews）告诉《财经》记者，在自由贸易协定下，中国已经同意将澳大利亚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等待期从三年降低到了一年。同时中国将取消有关两年连续盈利的要求。中国还将去除澳大利亚银行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必须由总行拨给至少1亿元人民币作为营运资金的要求，这将加快银行业务增长，萌发新的商业机遇。而在保险业方面，在自由贸易协定中，中国首次承诺允许澳大利亚保险公司可以进入中国的法定第三者责任机动车辆保险市场，且无股权的限制。
可以预计，双方在服务领域的“共振”效应前景乐观。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上海自贸区以及今年新设立的福建、广东、天津自贸区内进一步开放了服务业。在中澳自贸协定里面也对服务业做了一些制度上的安排。所以，对澳大利亚的服务提供者来说，他们进入到中国的市场机会有一个制度性的保障。当然，能进多少，取决于澳大利亚服务业提供者自身的竞争能力，以及在中国市场的进取精神。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3年的46.9％，已上升至2014年的48.2％，到今年一季度达到51.6％，中国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型主导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2014年服务业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渠道。
澳大利亚联邦贸易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13－2014财年，澳大利亚服务业对华出口总额高达75亿澳元，同比上涨11％，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服务业在亚洲最大的出口市场。
探路“21世纪新议题”
中澳自贸区涉及到的如政府采购、竞争中立等“21世纪议题”是中国过去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所没有的。
多位经贸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尤其是竞争中立条款，不仅涉及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和大宗贸易中的主体地位，还涉及中国的现行经济运行机制。通过引入竞争中立和透明度条款，将为中国国有企业适应和熟悉澳洲发达国家的高标准和国际化新规则创造条件。
WTO框架下，中国至今还没有签署政府采购协议（GPA）。此次中澳自贸协定有关GPA条款的签署，可算是中国自贸区高标准升级的标志。有专家分析，中澳自贸协定签署后，今后中国政府采购目录里，或将会有更多澳大利亚品牌产品。
这些议题也意味着中国外资管理体制从审批制向事后监管机制转变的提速。实际上，中国正在修订的《外国投资法》正是适应这一变化趋势。“非禁即入”的负面清单模式，意味着清单之外，全部对外资开放。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格局和规则体系出现了新变化，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等，正在重构整个自由贸易区的方向和规则。
商务部前部长、海协会会长陈德铭曾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国际经贸规则的内涵和重点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规则逐步从边境政策走向内部，牵扯到各国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这其实是每个国家为了实现更加开放的外部环境，在经贸领域让渡出一部分主权。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不断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议题。近年来，涌现出了竞争中立、电子商务、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的新议题。在新一轮的经贸谈判和规则重构中，尽管推动降税和市场开放仍为重要内容，但边境后措施日益成为重点。
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亚洲区域涉及FTA，从2000年的55项增至今年7月的278项，将近四分之三为双边FTA，其余为多边。其中，有144项已经完成签署、另69项仍在洽谈、65项在提议中。亚太FTA犹如“意大利碗面”充满着交叉与重叠。
中澳、中韩、澳日等双边FTA，这样高水平的协议为促进RCEP、FTAAP等区域自由贸易的推进创造了条件。下一步，双边的FTA整合并区域化，实现亚洲区域的自由贸易一体化成为一些学者的猜测和期待。
王受文肯定，中澳是RCEP的两个重要成员，也是亚太经合组织的两个重要成员。中澳签署自贸协定，必将给RCEP乃至亚太自贸协定以启示。
中国在“21世纪新议题”上的开放态度，加快了中国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水平FTA网络，也提升了中国探索TPP、RCEP的信心。构建中国的FTA“朋友圈”并将其水准提高到21世纪新贸易议题，正是中国为寻找新一轮高标准开放探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部长赵晋平表示，在世界贸易规则重构之际，中国又一次站在贸易政策选择的十字路口。如果中国积极选择参与各类经贸联盟，则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提升国内规则和标准，进而成为全球贸易转移效应的受益者，否则，将被甩出国际贸易圈。
中国分别与韩国、澳大利亚自贸谈判完成后，中国仍在谈判的自贸协定还有6个，涉及21个国家和地区。自去年APEC提出FTAAP的路线图，亚太自贸区开始进入实质阶段，如果在谈判阶段已经签订了较多的双边FTA，那么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就是良性互动。
亚太地区的贸易格局、经济格局如果“共振”则可能出现类似欧洲和北美一体化的经济共振效应，如果因为TPP、FTAAP、RCEP等不同体系的博弈而撕裂成几个板块，则负共振的效应会被放大。FTA面碗里产生的“共振链”可以成就亚太成为普惠的大市场，也可能因为“断链”而让亚太区域经济融合受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