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文

据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开玩笑地说：“不能再出现危机了，我都忙不过来了。”

这个7月，各种意外接连而至：欧洲最热的夏天、加州大旱、希腊危机全面爆发、中国股市几乎崩盘、中东持续纷争。放眼望去，几乎所有政治家都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政策难以施行，话语两极分化，到处都在争执不休。

这些动荡一部分是由于经济状况不佳而导致：油价跌了一半，商品价格持续走低，世界经济引擎趋于停滞。至于怎么解决长期经济停滞问题，经济学家意见不一。央行行长们认为进一步量化宽松会保持经济稳定，而财政鹰派则要求采取紧缩政策来减少预算赤字。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长期性经济停滞是因为全球需求不足，因此政府应当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振兴经济，即使这样会加剧债务负担。

同时，史上最低的利率也导致股市和债券市场都接近史上高点，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导致恐慌或安全投资转移。房地产价格曾经是抵制通胀的利器，现在虽然伦敦、香港、旧金山和东京等地的房地产价格仍在上涨，但新加坡和中国的房产价格则出现了疲软迹象。

国际清算银行曾在6月发表的年度报告中警告，全球金融市场已经过于依赖中央银行。报告指出：“货币政策已承受过大的负担太久，货币政策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但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不能任由不可想象的事情变成常态。”

美林证券在最近的达沃斯论坛上提供的数据非常能说明问题：今天全球央行资产总额达到22.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和日本GDP之和。全球证券市场市值有83％是靠零利率或近零利率支撑。全球政府债券有一半收益率小于或等于1％。2014年，几乎所有富裕国家的政府债券收益率都跌至史上最低，有些甚至为负值，也就是说投资政府债券是亏钱的。

市场依赖央行来解决各种问题的新常态，与通过保持市场流动性并降低利率来掩饰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小问题的短期需求相关。毕竟，眼下是看不到通胀的。

国际清算银行认为，重振全球经济的政策制定需要“三重重整”，这种判断是对的。这需要从短期宏观经济微调转向中期战略调整，从过于注重短期经济产出和通胀转向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以及转变各扫门前雪或“以邻为壑”的狭隘主张，认识到自身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邻国，反之亦然。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摆脱依赖货币政策的短期思维，而重视更棘手的结构性改革。但没有政客愿意放弃目前的“支出与借贷”模式，因为这费力不讨好。

全球问题终无法仅从经济角度解释。表象背后是系统性和环境问题：社会不平等、气候变化和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颠覆性影响，这些因素导致人们在极端不确定的当下发生躁动不安。

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人们争夺水、食物、能源和资源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移民，特别是因内乱而造成的移民人数已经创下历史纪录。财政赤字也不会降低，因为政府开始加强武装，以应对领土争端以及ISIS等非政府武装组织的兴起，这类组织准备从自杀式炸弹袭击到传统战争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把环境视为理所当然，而最近对人类文明兴衰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王朝和社会更迭的影响或许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有足够的历史和考古证据表明，长期的干旱加上疾病和内乱导致了吴哥王朝和印加帝国的消亡。11世纪成吉思汗的匈奴骑兵能从蒙古征战到欧洲，同当时异常的好气候不无关系。

令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们本应关注气候变化以及人类过度消耗导致生物圈被侵蚀等问题的长期影响，然而全世界到处都是无休止的政治争吵，而这些争吵毫无意义，只不过一时意气。

在我最近参加的一次会上，《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失败就是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种占据主导的哲学。世界越来越拥挤，无论做什么我们都需要考虑我们的行动对他人的影响。当技术和电信超越国界，我们在自己国家所做的任何事情也都会影响其他地方的人和环境。

因此我得出结论：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有节制。世界已经失衡，因为我们欲望膨胀到极端，而且不愿等待，追求急速。难怪到处都是冲撞和冲突。我们被鼓动要一夜暴富，要追求奢侈品牌，但结果却落得一身债务，留给后代偿还。

困难尚未过去，而希望初露端倪，前路崎岖漫长。

作者为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正在创作从亚洲视角看全球变化的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