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拥民/文

2015年7月12日，人称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创业板之父”的成思危逝世，享年80岁。不无巧合的是，就在那些天，中国大陆发生了一场股灾，其中创业板的跌幅尤其惨烈。

尽管有人认为，称成思危为“创业板之父”可能有点过了（而且成思危本人也曾经公开声明，不愿意别人称他为“风险投资之父”），但是创业板确实与成思危的名字分不开。

成思危在1997年当选民建中央主席后，主持召开了一次以风险投资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提案，名为《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由民建中央提交给1998年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呼吁激发创新活力，实现高技术的产业化。这个提案被列为“一号提案”，引发了一股高科技创新和风险投资风潮。

1998年，成思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此后，他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在众多场合积极为创业板造势，并提出了中国风险投资事业和创业板“大三步”“小三步”的发展策略。“大三步”实际上给出了发展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总体设想。最后，到了200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终于推出了创业板。

虽然目前的创业板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重要意义无可否认。作为一个来自民主党派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就算一辈子只推动落实了这一件事情，也已经非常了不起，何况成思危在国企改革、金融安全、金融改革、住房制度等政策问题上也都提出过许多非常有见地的建议，并且在经济金融立法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

成思危出身工科，早年就在化工领域功成名就。他在中年之后才去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然后成长为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决策科学、虚拟经济、风险投资、金融体系，等等。他的学习能力极强，思想方法则受钱学森的影响很深，坚持以系统的观点来考虑国家的经济决策问题。而且，他强烈反对把正常的国际金融活动抹黑为“国际阴谋”的观点，这对于当下中国有着特别的意义。

后来，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成思危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但是他从来不是一个学院派学者，不会为了学术而学术，也不会从理论到理论。相反，他是一个学者型政治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研究的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关键问题，包括住房制度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商业银行改革以及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等等。我的治学与我的参政议政是密切联系的。”

对于成思危，我们或许可以说，参政成就了他的学术（当然，他的学术也必定是有益于他的参政的）。或者还可以说得更明确一些，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非党人士“参政议政”，是成思危的人生出现重大“转折”的关键。成思危在少年时代就在香港秘密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而且他的父亲成舍我作为著名的报人和报业大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对象，这种经历和身份，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思危能够担任化工部副部长，除了与他的学识和资历有关之外，机遇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担任国家副主席后，中央每个部委都要配一名非党人士为副部长，而化工部内最合适的人选正是当时担任化工部科技研究总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的成思危（成思危先是于1993年被提拔为化工部副总工程师，然后半年后再报中央组织部被提拔为副部长）。

后来，化工部撤销，成思危本来打算退休找一个学校教教书，刚好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要找一个“接班人”，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战部门的居间安排下，孙起孟邀请成思危以“空降”的形式加入民建，直接担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后又出任主席。而按照中国的政治制度（或政治惯例），民主党派的领袖一般可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这就给了成思危一个非常难得的参政议政的舞台。无疑，这也是促使他的经济学研究突飞猛进的根本原因。

成思危这种成功的“政、学生涯”，无疑与他的家庭出身和个人性格，尤其是他的学习能力有关。

有人认为，16岁那年成思危从香港回到内地，是对自己的显赫家庭的一种“叛逆”。其实并不尽然。他的父亲成舍我虽然是民国报业大亨，后来又随蒋介石到了台湾，并曾入选台湾福布斯富豪，但是成舍我向来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自况——他办报，也是为了“报国”。这就是说，成舍我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参政”者，甚至也有具体的参政经历：先是在20世纪20年代出任国民参政员，后来还在1947年被选为立法委员。成思危本人也多次提到过他父亲对他一生的重要影响。

在纪念成思危先生之时，除了缅怀他的贡献，牢记“居安思危”之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或许是，为什么没有更多的成思危？

作者为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