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抵达中国展开国事访问，不过他仅在北京停留了短短两天后即前往印尼。

2012年4月，埃尔多安曾以总理身份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相比于那次访问，埃尔多安此行低调得多。100余人的土耳其商贸代表团随行，和2012年时400人的庞大阵容形成反差；访问时间也由2012年的四天缩短到此行的两天。此外，他也没有去新疆——乌鲁木齐是他2012年访问的第一站，当时他受到了“明星般”的接待。

两次行程的反差有着多维度原因。7月份以来土耳其多地爆发反华游行，土耳其外交部等官方机构对本轮反华情绪还表达了同情与支持，双边关系正处于一个尴尬的节点。

同时，执政13年的土耳其正义发展党在6月7日的议会选举中由于所获票数未过半，不得不面临与其他政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局面。土耳其第二大反对党、右翼的民族主义行动党的选票从2011年的13.01％上升为16.29％，进入联合政府的机会很大。

民族主义行动党传统上相比“中偏右”的正义发展党来说更亲欧美，在新疆问题上则更激进。

7月13日，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启动。如果在45天内正义发展党组阁失败，将由第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在接下来的45天内进行组阁。若两次谈判均失败，意味着议会将重新进行选举。

11月，G20峰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土耳其届时是否已经组阁完成仍然不得而知。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埃尔多安开启了他的访华行程。

民族主义上升

6月下旬开始是伊斯兰教的斋月，按照穆斯林的习俗从日出到日落应该禁食。一些未经核实的新闻报道称中国政府禁止新疆的公务员和学生禁食，还强迫餐馆开门营业，这种说法引发了土耳其一系列反华游行，很多无辜目标受到攻击。

7月1日，伊斯坦布尔的中餐馆“Happy China”遭到袭击，餐馆老板Cihan Yavuz是一个靠餐饮谋生路的土耳其人，他还雇佣了一个维吾尔族厨师；7月4日，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伊斯坦布尔的老城袭击了一群韩国游客；7月10日，另一名亚洲游客在泰国大使馆外遭遇袭击。一名反华游行的组织者事后说，“谁让他们都长了（和中国人一样的）吊角眼。”

6月底7月初，泰国对去年抓获的数百名偷渡的维吾尔族人进行了处理：将170多名偷渡者交给土耳其，将抓获的100余名维吾尔族人遣返回中国，因为“证据显示他们是中国人”。遣返令下达后的7月9日晚上，自称“东突厥斯坦教育协会”的组织强行闯进泰国大使馆，将国旗和大量家具、文件资料破坏并丢弃在大街上。

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国际战略研究组织副总裁乔拉克奥卢（Selcuk Colakoglu）对《财经》记者表示，大多数土耳其人根本分不清楚中国、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区别，甚至在学者圈里也是这样；一些人的行为常常基于一些刻板印象，并不对事实进行深究。

土耳其各大城市没有“唐人街”，中餐馆也非常小众，相对于基本相通的维吾尔语和土耳其语，会汉语的人很少。客观的文化隔离加深了土耳其人对中国的错误认识。

自土耳其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在寻找身份认同，在对各种思潮的选择中，“大突厥主义”逐渐占据上风。这种思潮主张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联成一体，组成一个由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的大突厥帝国。因此，持该种民族沙文主义思想的土耳其人认为，新疆维吾尔族同宗同源，应该受到他们的保护。

推波助澜的是，随着国内选情的变化，民族主义情绪处于上升阶段。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郭长刚对《财经》记者表示，在获得10％以上选票、有组阁资格的四个政党中，民族主义行动党和脱胎于政治伊斯兰的正义发展党，都在新疆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得票率增长3个百分点的民族主义行动党更是坚决支持“东突”，本次发动和组织反华游行的就是该党旗下的“灰狼组织”。

土耳其政坛有反华传统的阵营包括右翼民族主义者、逃亡的维族组织以及政治伊斯兰分子，左翼民族主义者则较为亲华、反对“东突”和美国、北约等西方力量。

埃尔多安本人也曾对新疆问题言辞激烈，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的时候，他支持将市内一所公园以一名“疆独”首领的名字命名。郭长刚表示，埃尔多安政府上台后采取务实外交政策，但是仍认为穆斯林受到不公平的统治。

在中国认为理所应当遣返“偷渡者”的维族事件上，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泰国不应该把偷渡客返还中国，此举违反“国际法”和涉及人权问题。中国官方调查显示，土耳其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帮助了偷渡的维族人伪造身份证件。

不过，相对于民族情绪，经济、安全等重要的国家利益最终决定着外交决策的走向。乔拉克奥卢分析，土耳其政治精英的共识是，最符合土耳其国家利益的做法是在与欧洲、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中维持微妙的平衡。

7月20日，土耳其邻近叙利亚的小镇一间文化中心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超过30人死亡，近百人受伤。7月24日，埃尔多安在犹豫多日后终于同意美国使用其邻近叙利亚的Incirlik空军基地，打击伊斯兰国。此外，土耳其还向北约发出召开紧急会议的请求。按照北约的创建条约，成员国在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安全处于危险的时候可以寻求紧急磋商，在北约历史上这也仅仅是成员国第五次拉响警报。

一系列事件显示，土耳其的政治重心又向西挪移了一小段。

未被讨论的丝绸之路

尽管中土关系因为新疆问题插曲不断，但是自2009年后，两国仍然力排争议重新修好，这与两国各自的经济发展形势密切相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土耳其和中国几乎同时在新的世界经济版图上崛起。

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在埃尔多安执政的13年间，土耳其经济发展迅速，GDP从2002年的1960亿美元增加到8230亿美元，不仅顺利渡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成为世界第16大经济体。

埃尔多安任内，土耳其规划了更高的发展目标，计划在2023年（即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挤进全球十大经济体。然而自2013年以来，土耳其的GDP增长率已然开始放缓。

2010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土耳其，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计划在2015年将贸易规模从170亿美元提高到500亿美元，并在2020年前提高到1000亿美元。

中土贸易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惠誉旗下BMI研究公司土耳其经济分析师Lucas Dos Santos对《财经》记者表示，经常账户赤字过大一直是土耳其最大的经济风险之一，因此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数量是政府当下的首要任务，而中国正在由出口型经济转向内需驱动型经济，中国庞大的市场是帮助土耳其改善出口的土壤。

作为北约国家的土耳其也为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走向海外开辟了一些新局面：2014年7月建成的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高速铁路二期工程是中国在海外承建的首条高铁，土耳其也是第一个对中国制造的红旗9反导导弹表达购买意向的北约国家。这些突破为中国高端制造销往欧美发达国家奠定了基础。

2015年5月，中国工商银行成功收购土耳其纺织银行75.5％的股权，创中资对土耳其单笔投资的最高纪录，开启了中土金融合作的先河。

两国在2010年时还讨论修建一条横贯土耳其东西部的高铁——大约2000公里长的Kars-Edirne项目。土耳其位于连接亚欧大陆的大陆桥，如果这条铁路能够顺利通车，就能帮助连接从中国到中亚至欧洲的铁路，它对于中国政府后来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线（即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和地中海）有着较为关键的意义。

中土之间开发合作空间，还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保驾护航。

正义发展党作为一个从伊斯兰政党衍生出来的党派，与新疆维吾尔族同根同源的“大突厥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对维吾尔族问题相当敏感；但作为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奉行实用主义的政党，他们不断向中国强调反对“东突”分裂势力、 “新疆维吾尔族应该扮演两国建立友好邦交关系桥梁的角色”。

中国政府接受埃尔多安的政策立场，因此才促成他2012年访问乌鲁木齐的行程。郭长刚对《财经》记者分析说，或许在中国政府看来，相对于埃及和沙特，土耳其的穆斯林较为温和，因此2010年温家宝访问土耳其时，中国还将国内伊斯兰神职人员的培训项目交由土耳其帮忙。

郭长刚继而表示，中国政府可能的政策预判是，中国目前在土耳其的存在很小，如果以后能帮助土耳其建设核电站，修筑港口，旅游文化交流也显著增加，或许有助于抵消土耳其的极端民族情绪；同时，中国也要发展新疆经济，促进资源分配的公平，减少土耳其对维族人的吸引力。

不过，执政13年的正义发展党大选后是否还能将以往政策一以贯之地执行，是一个未知数，中国也存在重新评估中土关系的可能。

土耳其汉斯大学经济学教授K. Ali Akkemik对《财经》记者表示，所谓“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土耳其并不为广大民众知晓，传统来说土耳其更为倾向靠拢欧洲，同时执政党也想尽量多元化经贸关系。

“我的观察是土耳其想更多地得到而不是给与，‘一带一路’在土耳其政客那里还只是口头说说而已。”Akkemik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