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防艾再出发

全球基金撤出中国四年后，中国本土防艾组织迎来了一笔国家级基金。近日，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下称防艾基金）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中央财政首轮投入5000万元。　　

由于更容易接触艾滋病相关人群，且工作方式灵活，活跃于一线的草根组织长期以来被视为防艾事业中的重要一环。新成立的防艾基金将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开展宣传教育、预防干预、检测咨询以及感染者关怀等常规工作，在募资上开放社会和个人捐赠、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等渠道。　　

艾滋病预防领域的上一个主角是全球基金——这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倡议建立的一种国际卫生融资机制，覆盖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防治。中国从中累计获得资金8.04亿美元，其中3.24亿美元被投入防艾事业，大量资金用于扶持草根组织。2012年左右，全球基金逐渐退出中国，中国政府领导人随后表示，将建立国内的防艾基金。　　

承诺落地之前，支撑草根组织的是各级疾控中心的项目资金和中央补助，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援助。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项目也绵延至今，由各地的相关协会和预防医学会等进行申报，草根组织被列为合作机构，每个项目平均能获得4万元左右的资助。中国同心相随志愿者发展中心主任聂学强认为，各级政府拿出的资金数额不小，但分到各个组织后仍是杯水车薪。　　

另一方面，《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今年的两项研究成果证实，此前的艾滋病预防策略在男同性恋中并不成功。北京佑安医院和中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对北京的部分男同性恋者五年的前瞻性研究显示，尽管做了预防性干预措施，但这一人群中的HIV感染率并未下降。　　

民间智库公共卫生治理项目创始人贾平亦称，近几年艾滋病在一些高危人群中反弹，可能与民间组织资金供给不足存在关联。　　

成立新的防艾基金被各方寄予厚望。7月13日，《2015年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申请指南》公布，诸多草根组织已着手填写申报。对它们来说，一条新的融资途径被开辟，但同时产生不少困惑。　　

在申报环节中，对不同社会组织的差异化管理十分明显。已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可直接提交项目申请书。在各地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须由属地疾控机构审核申请书等资料，并逐级上报。未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需寻找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作联合申请，受其指导，并由其托管财务。培育基地多是地方的相关协会和预防医学会。包括公益慈善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正在全国铺开，但防艾组织很少从中获益。多名从业者称，能够成功登记的多是接近政府的组织，拥有半官方背景。而绝大多数活跃于第一线的草根组织长期缺乏合法身份。　　

天津深蓝公共卫生咨询服务中心负责人杨杰在完成登记后发现，机构运作的成本变高了。由于被划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心在得到资金后需缴纳3％的营业税，作为劳务费领取的部分需上缴5.62％，每年的支出还需加上几千元的残疾人保障金。

草根组织介入防艾事业，本是弥补政府行动不够灵活的短板，但也常常因制度不够完善而受到约束。白桦林全国联盟的负责人白桦表示，政府采购服务仅占其业务的很小一块，网络咨询和散落各地的志愿服务从未被纳入。由于长期维持的属地化管理方式，他仅能申请北京的咨询检测服务项目。“可感染者是流动的，一些工作难以开展。”　　

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的创建者孟林认为，官方与民间要实现良性合作，需要聆听和采纳一线工作者的意见。

此次的申请指南规定，高危人群干预类服务单价不高于每年人均100元，感染者和病人随访管理和关怀救助类服务单价不高于每年人均230元。多家组织称，高危人群干预涵盖诸多具体事项，成本至少200元，而社会组织本身的行政支出和人员工资也不在预算范围内。

有限的资金和既存的条框限制迫使组织提高募资能力，自行“造血”。除了草根组织负责人的身份之外，聂学强还是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同心相随关爱基金的主任，他开始思考如何进行多元化经营，以盈利辅助慈善。

“十多年了，很多民间组织看不到自身的成长。”民政登记未果后，在业内浸淫多年的孟林筹集了一笔资金，转而以商业模式向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健康干预服务。

贾平认为，资金和制度支持的缺位已经损伤相当一部分组织的积极性。他表示，中国应在新的防艾基金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一套汲取国际经验又符合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核心是一套透明的招投标机制和良好的督导管理评估机制，此外，应重视竞争性和弹性，以起到优胜劣汰的效果。

本刊记者 相惠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