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滨海新区8月12日深夜爆炸事故发生后，各方关于临港经济和临港产业布局的反思随即展开。从大连到青岛再到厦门，每有相关事故发生，相关讨论与反思便会出现。而今次由于事故造成的损害规模之大，代价之惨烈，导致反思乃至批评之声比往日更为激越，也更需各方理性对待，共求合理解决之道。

知来处，方知去处。反思不是为了全面否定，而是为了更合理地前行。我们必须客观认识到围绕港口城市进行产业布局乃至发展重化工，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不能全盘否定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重要的是如何趋吉避凶，求得生产发展和生活安全的双赢。

综观世界各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历程，以临港经济为枢纽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轮驱动是一个惯常路径。世界因贸易和交换而连接，港口因其地缘便利，天然拥有集聚资源发展经济辐射海内外的优势，也因此吸引各路资本和人群前往，以港兴城、以城促港的良性循环屡屡展开。全球各主要经济带和国际性大都市均沿各国重要港口枢纽兴聚发展，即为港城互利共生之明证。

中国港口城市和临港经济的发展，也大体遵循了此一路径。自近现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重心地区多为海港城市及其附属地带，及至改革开放年代，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此一特征更加明显。这些地区同时也是中国特大城市密集出现的地带，形成了令人瞩目的绵延城市带，这些城市群和城市带对促进当地经济的融合与产业合理分工布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枢纽作用。

在看到中外临港经济发展和港城共生共荣此一共性规律的同时，也应看到临港经济在中国发展时由于中国特有的政经结构和发展时段所被赋予的中国特色及其得失，如此方能更好地厘清和反思临港经济的迷思，并决定下一步发展的路径。

具体而言，在临港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港口和城市共居一地，工业、商业、港口活动和人类居住混杂在一起，以上海为代表的近现代中国港口城市的发展在此一阶段与国外毫无二致。在第二阶段，美国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开始，欧洲自70年代开始，临港产业搬离城市，原在市中心的港口设施逐渐被废弃，港口和城市开始分离。与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在此一阶段港口与城市也呈分立发展的特点，但原因并非是临港产业搬离城市，而是因为有意识地加强工业化和抑制城市化，或先工业化后城市化，由此导致工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的人为分离。

进入改革开放阶段后，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战略开始启动，中国的港口与城市发展也开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中国模式，其分分合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特色的土地经济的驱动。

在改革开放的前半程，由于旧城改造的需要，港口城市纷纷出现城内产业向港口集聚的趋势，以便为城市自身的发展腾出空间，不过由此导致的港城分离也弊端渐显，一方面是城区的产业空洞化，一方面是临港开发区的孤岛现象，也因呼吁此港城融合之声一直不绝于耳。

后来随着城区土地利用空间的日益蹇促和临港产业集群的日益勃兴，以及相关开发区类城市功能的日渐完善，城市化和工业化合流、港城融合协同发展的势头渐次出现并成一时潮流，而尤以环渤海地区为盛。与此相伴的是各临港开发区纷纷改换门庭为新区，此前过渡性质的管委会模式也让位于功能齐全的新区区委区政府模式，天津滨海新区的横空出世即为显例。

吊诡的是，此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再度合流，恰逢沿海经济带勃兴下的临港重化工产业大发展的时刻。化工围城固然不无夸大之嫌，但城市发展边际的扩大及其与重化工产业集聚区的交汇，无疑增加了城市生活的风险系数，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四万亿”计划向重化工业的倾斜、地方政府固有的GDP指标情结和招商引资竞夺战、相关部门重引进轻管理以及安监部门和规划部分的推诿扯皮，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次发生在天津港的特大事故警醒人们反思，并下大决心对临港经济发展和港城融合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纠偏。中国特殊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以及人口分布状况，决定了我们在布局临港经济时必须慎之又慎，实行严格的功能分区规划管理，充分留足安全生产和生活半径。

不过，当此经济增速下滑、投资欲振乏力之际，过于强调重化工经济的危险性面向，甚至主张去重化工化，将令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亦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升级换代。

为今之计，相关部门应广开言路，疏导民情，倾听民声，广纳民意，不讳言风险，不怠于监管，不因一己升迁贪功冒进急功近利，不因民意汹汹左顾右盼进退失据，重塑公众对公共治理体系的信心，构建发展效率与优质生活双赢模式，进而觅得央地、官民、商民多赢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