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投资

□ 沈联涛/文

香港向来以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为傲。然而在8月18日，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宣布“积极不干预”政策已经过时。

“积极不干预”概念的提出要归功于1961年－1971年间担任财政司司长的苏格兰人郭伯伟爵士，他继承了同为苏格兰人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郭伯伟作为财政司司长的首次演讲就明确了他对市场的态度：“作为个体的商人在自由经济作出个人判断，尽管经常出错，但从长远看，他们的决策作为一个整体，相比政府的中央集权式决策利大于弊，并且其弊端能很快被消除。”

不管世人怎么想，历史已经证明郭伯伟爵士可能是对的。注意，他并没有说投资人不会陷入恐慌（就像最近股市暴跌中）或者政府完全不应参与市场。他只是说，晦暗不明的情况下，决策权最好还是交由市场。这个理念也融入到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策中，中国领导层承认市场比政府更善于创新、创造就业和资源配置。国有企业善于从零开始建设基础设施，但在创造产品服务和利润方面，市场要远胜过政府机构。

在政府与市场的辩论中，常常会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维，而郭伯伟的“积极不干预”主张，则更接近中国“有为与无为”，或者说“干预与自律”的辩证哲学。即使市场的自然规律会遵循“道”，干预还是有其存在的空间。

首先，这种哲学非常现实、实际和有效。上世纪60年代的英国殖民政府，资源和技能有限，而香港的企业家非常渴望成功，他们有创意、有干劲、敢冒险。郭伯伟只不过通过平衡预算、稳定货币和公平市场，释放了企业家精神，让他们去寻找新的市场和利润来源。

其次，积极不干预并不等于不干预。香港有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公租房，医疗卫生和教育补贴高，这些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第三，政府和市场是合作而非对立的关系。

新加坡和韩国的理念与香港恰恰相反。三者的比较优势非常不同。新加坡和韩国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待本国的生存，需要大量国防开支，因此有必要迅速实行工业化，韩国通过财阀，迅速发展重工和技术产业；新加坡更多依靠有政府背景的公司来拉动投资和发展，同时也欢迎跨国公司。而香港则有大量本土企业家，同时也敞开大门欢迎外来人才。

这三个经济体的共同之处在于，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的大力资助。

香港的行政哲学不同于新加坡和韩国。香港的行政部门从骨子里明白，市场更聪明，只要它没坏，你就不应去修它。而后两者出于地缘政治的需求必须进行干预。

1997年后的香港特区政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政治观点的两极分化意味着香港政府之前的优势领域陷入了瘫痪：教育、创新（技术赶超）和基础设施（仍然很好，但已出现裂痕）。政府行政部门现在政治、社交媒体和真实的社会需求之间左右为难。当高层公务员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回答香港立法会和媒体的问题，而不是专心工作时，难怪大家的思维从“能做”变成“不做、不错、等退休”。

积极不干预主义并没有错。只不过环境变了，政治却依然故我。香港外汇储备充足，对全球人才开放，但经营成本高企，香港商界目前担忧的是，它们是否应集中资源发展业务，还是要担心政府加大干预？如果政府干预升级，那么香港政府能否拿出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政府更有利于企业的激励措施？

长期而言，香港需要做出结构性改变。香港如何培养人才，如何从互联网时代获益，而不是反对一切变化？香港公民仍然在辩论谁对谁错的时候，竞争对手已经跑到前面去了。香港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因此，问题仍然在于本土政治而不是企业。责怪行政机构领导力不匹配并非明智之举。即使官僚阶层愿意适应新变化，他们也无法跨越目前艰难的政治程序。

香港的政治陷入困境是因为双方都是非黑即白的思维。一方认为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另一方认为能够一切照旧。

郭伯伟爵士将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和中国的辩证实用主义结合，在正确的时间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中国哲学常说要想成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香港仍然处在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前进过程中缺少的唯一要素就是人和。

而如何实现人和，这显然是香港各级政府的责任。

作者为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正在创作从亚洲视角看全球变化的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