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评

□ 麻国庆/文

2014年，我有机缘与刘绍华博士长时间交流后，了解到她对彝族社会围绕着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进行了长时间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写作了《我的凉山兄弟》一书。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西南民族疾病与社会文化方面难得的优秀民族志作品。

我个人接触到疾病与社会文化的研究，还是十多年前在大小兴安岭做的鄂伦春族调查和研究。在我调查的鄂伦春社会，疾病、自杀、异常死亡率非常高。天花、呼吸系统疾患、痣疾、与月经有关的疾病、遗传性梅毒、眼病等，都和居住有着相当的关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鄂伦春社会，（都市）文化也开始伴随着文明病的病原菌进入。在上世纪30年代，这一区域的鄂伦春族已经染上鸦片，引发了很多卫生和健康的问题。

由于全球化运动，人口流动性越来越高，各种疾病的流行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比如毒品与艾滋。在西南彝族社会特别是大小凉山的彝族社会，人们所染此毒和此病，都是在离开本乡本土、出去“闯世界”的过程中掉入泥潭和罪恶的深渊所致。由个体而及群体，逐渐成为当地的“社会病”。

绍华博士在讨论彝族社会毒品和艾滋的问题时，不是简单地以一种传统说教式的框架，比如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地方化、民族与国家等二元模式来展开填空式的叙述，而是以自己作为观察者、研究者，与他们长时间地交流、对话、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活动之中，同时又与这个社会保持了一种人类学上说的研究距离，与所研究的社会保持了进与出的密切关系。她在田野中把握到了彝族社会的脉络，将这一社会由毒品和艾滋所引发的个体、家庭、群体、社会，及其所面临的焦灼、不安、困惑、苦恼，以及渴望与生存等种种身体与社会的病例，聚焦在现代性、全球性、政治经济体系、国家主导等分析视角下，进而展开对研究对象的讨论和思考。

对于个体的研究，传统的人类学一直是把个体纳入群体或社会中予以思考，强调对于集团的研究，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个人的研究。即使有很多个人史的材料，往往也还是将其归类在某一个框架之中。而在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中，则把个人作为研究的中心，如身体、感情、苦恼等。我们不能体验他者的苦恼，但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苦恼。

绍华博士提到诺苏年轻人在追求现代性时表现出两个层次的个人主义，第一个层次类似于我们一般了解的西方个人主义，第二个层次称之为晚近现代性情景中的个体化或制度化的个人主义，这里她更强调后者。她讲述了八个人的生命史和四兄弟的故事，在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中来检验个体性的特征。用她的话说，他们的生活经验和个人叙事“简直就是利姆毒品问题的缩影”。

彝族社会的年轻人，尤其是流动的年轻人表现出来的个体化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了一体两面的特点。一方面，追求个人的特殊性，想挣脱彝族社会集团化（如家支组织）对他们的约束。另一方面，当他们漂泊在陌生的城市之间，而城市却把他们抛弃时，他们又不得不回到这个组织化的社会中。所以，在这些涉毒和艾滋病人回到家乡的初期，以家支为基础的亲属关系网络在戒毒和疾病的治疗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在对毒品与艾滋讨论的基础上，绍华博士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讨论疾病治理的时空意义，并把疾病治理置于国家政策以及全球现代性的发展轨迹中进行思考。因此，正如作者所思考的那样，把诺苏与中国的特色放入全球化历程之中，才能顾往并前瞻。而中国其他地区边缘群体，如面临到类似的问题时，是不是同样也会遇到现代性的阵痛呢？他们会不会越来越进入边缘化的行列，或者成为全球化的贫困者？这也是作者所表现出来的人文情怀。

“凉山兄弟”的故事，使我们必须面对疾病的冷酷和残忍的本性。这种冷酷和残忍，在文明以及文明开化的进程中，事实上一直伴随着世界体系中中心的文明与周边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出现。就像采集狩猎社会在现代性过程中表现出的文化的脆弱性一样，作为边缘群体的彝族社会，当他们进入到从未感知过的对他们而言突变性的陌生城市社会时，固有的文化传统无法应对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性的冲击，导致群体性的文化失调。如此轻易地进入到毒品交易和吸毒的行列，本身就是这一群体和社会失范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治愈的，不仅仅是由毒品、艾滋所带来的作为自然属性的身体的疾病，更是由社会失范所带来的社会的疾病。

作者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我的凉山兄弟：毒品、爱滋与流动青年》，刘绍华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