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庆全/文

2015年8月21日，汪东兴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

新华社发了消息，给汪东兴这样的定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这则消息所云汪东兴“曾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但不点出何种职务，一种欲说还休的韵味笼罩其中。

实际上，汪东兴曾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之一。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东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位列中央权力核心第五位。

汪东兴为何能够进入中央权力核心第五位，很多人认为，这与他参与粉碎“四人帮”有关。新华社所发汪的生平说：1976年10月，支持华国锋、叶剑英拘捕四人帮行动。汪东兴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身份，率领8341部队具体实施了拘捕行动。

就中央的“格”来说，他曾经比不久前去世的万里和尉健行一点也不低，但新华社所发关于他去世的消息不知低了多少“格”。翻看一下历史，便知道他是怎样被逐步降格的。

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汪东兴受到多名老同志的点名批评，并被免去其兼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8341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1980年2月，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又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历史的脉络是粗线条的，但背后的故事常常引人入胜。

汪东兴的年龄和胡耀邦差不多，履历也一样，都是走过长征到达延安的“红小鬼”。不同的是，胡耀邦很早独当一面，而汪东兴则从1947年开始一直担任毛泽东的警卫，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担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对领导人的起居、出行等负责，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

这样的工作履历，使汪东兴习惯了一种“领袖思维意识”——唯领袖之命是从。

因此，当他在1977年进入权力核心后需要独当一面的时候，他的角色转换就有些困难。

汪东兴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主管意识形态和工青妇的工作。但这位副主席却像一位“救火队队长”，哪里出现火苗就往哪里跑。

1978年春，《中国青年》酝酿复刊。复刊号要发表四五天安门事件中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汪不许可；复刊号上没有华国锋主席的题词，汪也不许可。

9月14日晚上，汪东兴把杂志社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堂堂中央副主席一竿子插到底。他说:（《中国青年》杂志社）“不要我审查，我不负责，我这个人好办。你青年社捅这情况，离开了团十大筹委会。你们直接写信给中央了，并没有通过筹委会转给我。不是和筹委会打官司，而是涉及到中央。”

汪东兴在这次会议上气急败坏的形象，他不得体的讲话，很快在新闻界传开，一些如胡绩伟之类的老新闻人，大致不再把这位顶头上司放在眼里。

在一些老干部看来，汪东兴也算是“文革”的受益者。毛泽东去世后，江青等文革激进派，也就是被称之为“四人帮”的人，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追随者。“元老”们大多是“文革”的受害者，是“文革”的抵制者。而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姑且称之为“新贵”，从年龄上来说算是毛的下一代人，对毛很崇拜很忠诚，他们对“文革”没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但与江青等文革激进派不同。

“新贵”联合“元老”粉碎了“激进派”，“新贵”和“元老”之间的分歧就相伴产生，焦点是对于“文革”的看法，对于毛的评价问题。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被称之为维护毛的“凡是派”，而汪东兴被认为是最坚定者。这样，汪东兴就成为思想解放潮流的众矢之的。

此外，“文革”时期，绝大多数老干部被打倒，很多人向毛泽东主席伸冤，大多都是通过中办转送的。很多老干部认为，身为老干部的汪东兴，并没有在他们有难的时候帮他们一把（汪只完成毛交办的保护某个人任务）。毛去世后，胡耀邦开始解放老干部的平反冤假错案，汪东兴不但不支持，而且处处设置障碍，这就把自己置于老干部的对立面。

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老干部们可以畅所欲言时，汪东兴难逃被追责的结局，被降格也就理所应当了。

现在，汪东兴带着这个“格”魂归道山。其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也将定格在历史中，并在历史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作者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