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之评

□ 李华芳/文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是人口结构老龄化，光靠延迟退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个与人口相关的问题同样重要，就是人口能否自由流动。因为资源、资本和劳动力三种基本的经济要素，是追着回报到处流动的。哪里边际收益高，就流向哪里。一旦要素流动被人为限制，那么经济就会丧失活力，也失去长期增长的动力。

对中国经济而言，一方面不能忽视宏观上人口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应意识到制度上要调整得当。这种潜力主要来自创新，创新则要靠长期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教育。人们常说孩子是国家的未来，的确如此。但“未来”变成什么样，当下的政策很关键。

如果要未来能涌现出大量创新，从而不仅从技术上而且从制度上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那么现在除了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外，还应该对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作出改革。与此同时，与户籍制度伴生的其他政策也应该作出相应调整，尤其是要重视教育上的城乡失衡和地区差别扩大。

中国目前的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分布不平衡，城市集中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包括财政投入和师资配置等。但有效的做法并不是重新打散财政资金和师资配置、然后政府再做统一分配。而是应该鼓励农村的儿童进城去，已经随打工父母入城的，城市应支持甚至加大对随迁儿童的教育投入，因为最终教育的回报也将在城市体现。

留守儿童的困境与农村的整体凋敝，是一个大国在转型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现象。不管何种政策，都很难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对口支援和财政补贴都因为激励机制问题而陷入困境。农村一旦陷入财政困境，那么原本就排在很后面的儿童教育问题，就会被排得更后面。财政补贴即便是专门用于教育的补助，也可能被挪用到其他地方。在一个系统性的农村难题上，儿童教育要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也无法全面依靠非政府组织的公益行为，例如支教和物资捐赠等。

破除人口流动的户籍限制，多少能为走出现在的困境往前推一把。因为人口自由流动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在各个地方会趋于一致，或者说各地的差距不会那么大。这就意味着中国如果往这个方向走，能够缩减城乡之间的教育落差和缓和各地之间的教育失衡。当然，考虑到教育带来的正外部性以及长期上对经济发展的好处，政府有责、社会有份，要一起推动教育这一公共事业的发展才行。

作者为本刊特约学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