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晓平/文
2015年9月，习近平出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美国。不出外界所料，在中国外交部随后公布的中方成果清单中，中美两国在农业领域再次达成协议。
双方以“加强农业创新，促进粮食安全，推动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就粮食安全、农业生物技术、大数据与农业信息技术创新、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农业支持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进行了对话。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两国乃至世界农业创新发展。
此外，中美两国农业部长还就深化中美双边农业合作举行了会谈，续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美国农业部农业及相关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以促进两国农业合作全面持续均衡发展。
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农业都是立国之本。而中美之间的农业合作，多年来也一直都是一个热门农业话题。但就双方的合作现状与成果而言，目前双方的合作仍然更多地集中于贸易领域。以美国大豆出口为例：在中美的全部贸易品类当中，它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最大单一商品。其2014年的出口总额大约150亿美元，超过了同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波音飞机价值总额。
就双边农业合作的本质来说，贸易合作（尤其还只是一部分农产品贸易合作）繁荣不是一件坏事。
一方面美国的企业及产品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和成果也可以找到一系列渠道进入美国。但这毕竟只是双边合作的组成部分之一，合作还应该包括技术合作（包括种子的研发、推广等）、产业合作（包括养殖业及种植业）等相关的其他领域。就这些层次而言，中美之间的农业合作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初步的进展，但还没有形成一些比较规模化、体系化，能够让双方觉得有必要值得去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的成果。
成色欠足
除贸易交往，在农业技术、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技术性层面，中美之间的农业由于互补性较强，实际上可以形成一种非常良好的、互利而非零和博弈的合作关系。
对美国来说，以大豆产业为例，因其长期产品过剩，中国的市场空间就显得十分重要。而与此同时，中国毕竟是大豆的故乡，有相当多的本土育种及加工资源和经验，这些正是美国大豆产业可以从中学习及获益的领域——美国的优势在于转基因大豆的生产和销售，这些产品的主要用途是榨油及生产动物饲料；中国因为地域相对封闭，非转基因的食品级大豆生产领域内，品种及研发的优势就非常明显。
对中国来说，中美之间的良好农业合作，带给其的空间可能会相对更大一些。
首先，就科研领域来说，因为美国的农业种子公司基本上都是私人公司，投资和政府没有太大关系。在中国目前的专利保护还存在进一步改善空间的前提下，让它们直接与国内联合进行开发合作，难度依然不小。但除此之外，中国农科院及东三省一些农科院近期培育出来的一些先进大豆品种，目前正面临着如何提高其商业化、国际化及产业输出能力，以便提高其价值的问题。在这些领域内，中美之间的相关机构及公司，就可以进行较为密切的合作与推广。
其次，就种植技术合作领域来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美国农业生产基于规模巨大的农场体系，以工业化的方式进行，在中国小农经济占比依然很高的前提下，中美之间谈不上合作。实际上，直接照搬照抄的方法的确并不可取。但单纯地摒弃，亦是不重全局。美国正在国内实践及试验的一系列大农业生产方式，其实可以被视作是一个包含了农业经营体制、土地模式、生产资金管理方式、技术应用等多个领域所系统性组织起来的混合型体系。中国除了可以有选择地对此进行借鉴，还可以学习其包括卫星技术、导航技术、测产技术、土壤测量技术、田间管理技术等一系列领域的经验。
第三，中国目前所格外需要注意的，正是其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这一领域内，美国也有着一系列的实际的经验，包括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水清洁法案、濒危动物保护法案、休耕法案等。正是在这些法案的约束之下，美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变得更加关注环保、土壤和水资源，以及最终产品的安全及可持续。美国如何规划并实施起这一法律系统，又是如何赢得了广大农民的参与，我相信这一过程中其所取得的经验，反过来是可以给中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作用的。
以养殖业中的水产养殖为例，中美之间正在合作的一个项目，就是在提高单产的同时，又不打扰环境，其秘诀就是如何让养殖过程的废物最终做到在池塘中进行回收，在尽量不用任何药物的前提下，用循环水的生产方式做到水体健康及清洁，最终使水产的病害减少，药物残留降低，同时产量也能够得到保障和提高。
实际上，在这些相关的领域之内，中美农业之间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案例型合作。但除此之外，虽然在两国的各级政府机构间也签订了一系列的合作备忘录，但仍然存在很大空间。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是中国的相关各方依然存在以下几种心态：首先，中国的现状是人多地少，而美国正好反过来，反正我们没有学习基础，所以合作就没什么可谈的；其次，中国依然处于劣势，二者之间并不平等，凭什么老让你教我这个、教我那个；第三，为什么美方对于合作的态度如此热心，背后可能有阴谋。
如此一来，中美之间在农业领域的合作意愿、期待方面，并不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互动与沟通了。
投资美国
除了上述一系列有待加强的领域，中美之间的农业为了谋求更多更大的合作与发展，增加农业投资，尤其是中国向美国进行农业投资，或许是一种可行的手段。
实际上，近几年来，出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及产业链稳定等目的，中国已开始不断有企业及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农业投资机遇。但就现状来看，看似成功的案例，实质也许并非如此。发展中国家因为法制环境、基础设施落后等一系列原因掣肘，使得外来的农业投资想要实现其最初的投资目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近来的一个案例是某家中国企业到南美置地生产大豆，当地种种法律法规的限制及较低的办事效率，使其很难较快形成规模产量；即使能有些出产，但因为运输条件跟不上，也无法交运至出口码头，无奈只得从巴西港口买豆子运往国内，但这怎么说也不是自家农场的产品。这样的投资，在保障粮食安全及产业链稳定方面的作用实在有限。
相对而言，美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其资源丰富，而市场又是向各方开放的。在遇到其农业资源重组机遇的时候，中国其实可以借鉴日本丸红、三菱等大企业多年前的经验，花力气来进行谷物粮食方面的贸易、物流设施建设等工作。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经常说的其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缺失的话语权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定价权不足问题，都可以通过参与美国的粮食物流重组过程得到部分有效的解决。
比如说六七年前，在作为美国最主要大豆出口地之一的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附近，有一个原本由嘉吉公司掌握的码头租期临近结束（嘉吉自己在这一地区有两个码头，利用率不高）。因为ABCD这四大粮商之间存在竞争的缘故，码头所有者希望由新的承租者来对其进行运营。而当地政府和产业也认为，利用率不高意味着效益不好。中国的大豆贸易蒸蒸日上，如果由中国人来投资运营，这个码头能够活跃起来，对各方都有好处。
如果这件事情最终成真的话，中国在美国就能够拥有至少一个粮食出运码头，不仅能够出运大豆、玉米、小麦，其他的粮食作物都可以从这个港口向外发货。而一旦港口的使用率提高了，中国就可以在这个产业链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因为码头所体现出来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现货的点那么简单。在这个点的基础之上，运营者可以通过参与依托驳船运输的现货采购与销售，收集市场信息，最终将沿岸的所有市场信息采集完整。如此一来，中国在国际粮食贸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就可以得到大大缓解——美国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够直接反映到当地港口的业务信息中来。
通过了解甚或参与驳船运输，延伸业务线，扩大经营范围，从而在获得粮源的同时，可以分享随之而来的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涵盖到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及中西部产地的现货市场。
更进一步来看，以此作为抓手，中国的运营商甚至还可以借机向上游挺进美国的谷物运输体系、收购体系。实际上，国际粮商如ABCD在全球范围内（也包括美国），采取的也都是类似的方式：他们中有的在美国建出口码头和出口仓储设施，有的参与内陆驳船运输，有的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建河流转运站，还有的深入产地，拥有众多的乡村收购站。这些国际粮商，不仅是全球粮食贸易的主力军，而且还在全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加工厂，经营农产品的深加工。源源不断的粮食便通过这个体系从产区运往销区，从农民手中交到国内和国外的消费者手中，完成了从农场到餐桌、保障人们健康幸福生活的使命。
之所以说中国还有进入这一市场的机会，是因为这些公司仍然大部分聚焦于物流方面，然后才是加工。在源头的收购方面，其实仍然存在大量的空间——而且美国的反垄断法体系规定，每一个地区都必须有两个以上、分属不同经营实体的收购站，要保障农民有所选择、保证竞争——不仅如此，美国很多的农产品乡村收购站都是当地的农业合作社拥有的，而它们在美国往往都具有相当大的实力。以美国最大的合作社CHS合作社为例，它在包括明尼苏达、南北达科他、伊利诺伊等全美16个州都既有谷物收购站，也有加工厂，还有能源加工与加油站等，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体系。
正因如此，虽然美国农业市场内现在的参与者已然很多，四大粮商也已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但并不意味着后来者已经没有了机会。
中国应该改变以往一说海外农业投资就只想到巴西、阿根廷、非洲的做法，借机谋求在成熟市场中成为产业链中某些关键环节如出口码头的参与者。在这一方面，日本企业的行动可谓是既快捷又高明，可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企业的海外农业战略就开始布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逐渐成功地在美国、巴西等农业资源大国及地区扎下根系。
体制短板
与日本相比，中国企业参与海外农业市场虽由来已久，但真正的农业投资仍相当有限，成功的案例更是寥寥无几，这与一系列的体制性因素相关。比如上述的新奥尔良码头，其实并不用花很多的投资，只是租赁过来对现有设备进行改造一下就可以使用了。其实一开始中国也有企业对此表示过兴趣，但最终不了了之，码头被别人拿走了。
假如中国海外农业发展战略仍然按照目前的体系来执行，结果肯定是越走越难，无法摆脱“国内龙、国外虫”窘境。而假如要改变现状，值得关注的方面可能主要有：
一、中国企业对海外市场现在已不能称之为不熟悉情况，但这并未成为优势。比如某大型粮食贸易企业，虽然已有几十年的海外经营经验，但并没有融入到当地产业链当中去，只是作为一个纯粹的买家在市场中出现。它认为只要有渠道能保障自己的海外贸易，就没有必要花力气建立自己的体系——这样既可能没法跟四大粮商竞争，也不一定比直接从它们手中购买更便宜——具体的公司很少考虑国家战略。
二、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面，原因之一是进行海外农业投资时，投资、收益及回报的周期均非常漫长，而中国的国有企业经营模式，会直接影响到领导者的抉择——是冒着风险费力不讨好，还是不冒风险完美收官？海外投资的风向让各方大多倾向于相对保守，也就影响了一大批企业在海外的农业发展战略。
三、短期而言，私营企业因为决策速度快、资金相对充裕，它们在海外的农业投资已见起色。但从长期来看，也存在着不少劣势，在企业的真正实力以及公司领导者的整体学识及修养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短板。
比如说这些领导者往往赌性极强，但海外农业投资则需要有非常严明的纪律作为约束去建立一个高级别的团队，进行精密合作，凡事都是有规矩的。私营企业往往老板脑袋想的就是规矩，如此一来，则很难撑起中资企业在海外农业市场中的一片天。
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中国的企业即使收购了美国的农业资产，也不一定非得挂上中国的牌子，事事都用中国人去进行管理。这是因为我们对于当地的文化、人事、法律等架构都不了解，长远来看管理肯定是低效的。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日本的经验，在收购或者控股完成后，企业的名字、架构基本不变，老板是日本人，雇佣的都是美国员工，在这个基础上起步，一点一滴地建立对抗其他资本的壁垒。假如经营有道的话，中国人一样可以把中国农业自身的优势与他国优势相结合，并取得相当良好的海外农业投资成绩。
五、为了实现上述一系列目标，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国际型人才，有相关的专门人才库储备，所谓“有人就有阵地在”。但人才的培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想从根本上扭转目前的局促态势，将会是一条相当漫长的道路。
作者为美国大豆出口协会中国首席代表，本文由本刊记者焦建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