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的急速外流，也伴随着海外大学进入中国的提速。

根据国际教育学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IIE）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4年，赴美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整整翻了五番。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外大学进入中国。中外合作办学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温州肯恩大学为代表，它们集中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在珠三角，则有2005年在珠海建立的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和去年刚刚落成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这7所中外合办高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据教育部披露，另外在广东地区还有两家“批准筹备”的中外合办大学，分别为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和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前者获得了李嘉诚基金会捐资1.3亿美元。

中国已成为国际大学产业中的重要一翼。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陆一根据教育部数据统计，截至2015年10月，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和项目数共有942个，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881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61个。

在11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外合作办学年会上，多位教育界人士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过快增长的现象予以高度关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教育部将严把教育资源入口关，严格控制举办中外合作大学，从严审核。并要求将这类项目纳入省级高等学校设置规划，防止出现政绩工程、面子工程。

正在兴起的这股中外合作办学热潮中，国际名校们正努力在保持原有的教育品质与本土化之间寻求平衡。这些外来“鲶鱼”要想搅动中国固有的大学体制深潭，远非一朝一夕之功。

中外合作办学爬坡

在教育和媒体领域，中国一直限制外资进入。多年以来，境外大学不能在中国独立办学。国务院在2003年颁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开启了境外与中国本地教育机构和项目合作办学“落地”的机制。

“但外资的进入仅限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高中和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至今没有放开。”清华附中国际部副校长马成介绍：“基础教育阶段部分放开，但幼儿园受到执照和地产租约限制，高中也只在北京和上海发放了少数执照。外资的影响微乎其微。”

这样的中外合作高中，在北京有王府学校、阳光情国际高中、中加学校、奥华学校等；在上海有奇葆德怀特中学。它们的性质相当于享有特殊资质的民办高中，大多在最初的2003年－2005年批准成立，当时的政策框架并不清晰。

除了少量的办学实体，2005年－2006年中国内涌现出一批中外合作的办学项目，常常以公立高中国际班、国际部这种“校中校”的形式存在。

2003年国务院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次年教育部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再到2006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外合作办学逐步完善政策框架，真正的高峰在2010年才到来。

这一年，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写进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吸引境外知名学校、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合作设立教育教学、实训、研究机构和项目”。

“到2013年上海纽约大学成立，正式进入了高水平示范的阶段。”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介绍。

2011年，教育部批准华东师范大学与美国纽约大学合作设立上海纽约大学，将其确定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扩大教育开放的第一号改革试点项目。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表示，希望通过上海的项目，办一所真正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大学。

有别于以往的一些中外合作办学只招收中国学生，上海纽约大学的招生范围包括其他国家的学生。

同期这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还有武汉大学与美国杜克大学合作筹建的昆山杜克大学，温州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合作筹建的温州肯恩大学。

此外，还涌现出一批非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包括中山大学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中欧能源学院，以及东南大学与美国蒙纳士大学合作设立的苏州联合研究生院等。

对于中国来说，吸引国外大学“走进来”，意在借助国际经验改造饱受诟病的大学体制。而对于国外大学来说，既顺应了一些学校的全球化战略，也正是看中了中国的教育市场。

曾在美国杜克大学读书、执教并任校董的高西庆目前担任昆山杜克大学咨询委员会委员，他曾做过调查，斯坦福、耶鲁、哈佛等国际一流大学也无法通过学费覆盖培养学生的费用。以杜克大学为例，该校为每名本科生年均投入8.5万－8.7万美元，而收取的学费不到5万美元，由此产生的资金缺口大部分由捐赠基金和投资收益来解决，追求长期的收支平衡。

据高西庆介绍，“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后，当年令大学捐赠基金的净值下降了20％以上。”为了缓解财务压力，美国大学采取了提高学费和海外办分校等形式，试图筹措更多资金。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熊易寒看来，“美国的大学看起来越来越像公司。”

“设立国际分校的一个明显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收入。”2012年在国际高等教育智库Observatory上发表的一份名为《国际分校的数据和发展》的研究报告显示，200个受调查校区中的30％——大约60个校区，接受它们所在国家的资助。这些资助包括资金、土地或税收减免。

“尽管可能接受了数千万美元的资助，一些大学在几年后还是关闭国际校区，原因之一，就是它们难以吸引足够的生源来覆盖运营成本。”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副教授加文·穆迪撰文指出，“至少31所国际性大学的分校校区破产了， 这让资助它们的大学颇为尴尬。”在分析这些分校破产的原因时，他称，国际分校让大学承担了巨大的名誉和财务风险，它们往往脱离了本部学校的监管，在国外又难以对本部校区的财务和学术研究作出回报。

一份名为《跨国教育的价值》的报告估计，2012年－2013年，英国国际分校创造的总产值大约是1.4亿英镑，只占英国大学国际教育总产值的3％。

加文·穆迪介绍，大多数国际分校都是由高收入国家的大学在低收入国家建立，这为它们拓展国际化的策略提供了机会，同时转移劳动密集型服务节约或者至少覆盖了分校运营的成本。

高西庆也指出了一些海外高校在中国办分校的一个误区，“他们都以为中国有钱了，再加上合作办学两边出钱可以覆盖成本，办学容易。中国学生的学费也只收大概半价。但后来发现根本覆盖不了成本，面临很大挑战。”

与本部资金大部分来自校友捐赠不同，新建的中国分校难以获得捐赠。按照中国的教育体制，过去数十年间一直是由政府出钱举办大学。

对于国际分校来说，往往开始时要通过低学费策略来吸引生源。据知情人士介绍，上海纽约大学从去年开始，有入学意愿的学生超过计划招生人数。未来很有可能会提升学费，但国外大学面临着中国价格管制的束缚。高西庆透露，昆山杜克大学本科生的学费，物价局最后批了16万人民币，只折合约2.5万美元，远不足以覆盖办学成本。

在上海纽约大学的筹建过程中，纽约大学校方明确表示，该校资金不会介入上海纽约大学，而学生学费仅足以覆盖学校运营费用。

在此情况下，为确保上海纽约大学筹建工作的顺利进行，浦东新区政府承担校园建设费用，上海市政府承担余下费用。

在温州肯恩大学的筹建过程中，地方政府也倾力支持，仅温州市政府就拨付了15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校园建设。

办学项目良莠不齐

10月10日，刚刚通过教育部审批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雷丁学院举行了开学典礼。至此，江苏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总数达到333个，占全国总量的16％，居全国第一。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江苏省越来越多，这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因其录取分数较普通大学为低，成为部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一条捷径。能够收取相比普通学校更高的学费，则是国内高校热衷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一个原因。

据调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费一般是普通学校的4倍到6倍。比如，江苏科技大学中澳合作办学项目学费标准是1.92万元/学年，苏州大学合作办学项目学费2.16万元/学年，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学费是6万元/学年。甚至有的学校的学费在一年之间可以上涨三成。

自2007年起，教育部规定中外合作办学与普通专业纳入同批次招生，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情况就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办学规范、声望良好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门槛提高，更受追捧，招生比以前更火爆，相比之下，那些盲目上马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则招生困难。

有媒体报道，“很多所谓的中外合作项目，第一年基本上就是在国内读预科，其实就是准备考雅思或托福。”青岛科技大学与加拿大莱姆顿学院合作项目的招生负责人徐新友曾介绍说，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三分之一的专业课应采用外方的教材，并由外方教师授课，但现实是很多项目都没有达到要求。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缺少监管已经成为行业内的秘密了，很多学校或学院都出去找国外大学合作，招来学生就成立‘小金库’，并不愿意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师资和教学设施上。”青大国际学院一位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

教育部国际司有关人士也表示过中外合作办学存在的问题，包括有些地方和学校不考虑办学目标和运行能力，不仔细核查外方的资质和办学能力，偏重在办学成本相对低廉的商科、管理等学科低水平重复办学；有些学校未能悉心谋划合作办学的模式和教学安排，引进外国教育优质资源的比例很低，难以保证办学质量；还有一些地方和学校背离中外合作办学的公益性原则，追逐经济利益。

2009年，教育部开始每年两次审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后，部分省市还建立了自己的中外合作办学认证机构。比如，上海率先建立了中外合作办学认证委员会，采取行业自律的办法，由政府委托授权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认证。目前试点认证了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上海市法语培训中心、上海市第二工业大学昆士兰学院，以及上海金融学院中丹合作办学项目等。

在加强评估和监管的同时，中外合作办学的审批工作重心也逐渐下移，目前本科及以下中外合作办学，已经基本实现省教育厅审批、教育部备案，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审批权下移的探索也正在逐步推进之中。

能否带来鲶鱼效应？

对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作过访谈的张端鸿介绍，“外方学校对这种合作是否违背了教育规律非常敏感，并不希望让中国地方政府、合作大学等施加过多影响。中方希望这类办学对国内的高校带来影响，而外方则更希望独立自主。”

去年开始招生的昆山杜克大学目前只有研究生部，高西庆介绍，该校原计划2018年招本科生，现在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难度不小。“其中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中方低估了杜克对于办学的认真程度，思路也存在分歧。”

中方认为可以“先办起来”。但杜克大学方面希望本科阶段侧重于通识教育。“大学不是培养技工、工程师，是要首先培养人。”高西庆说：“本科给学生的选择一定要宽，不宽，通识教育就没意义。”

按照杜克大学的体系，通识教育有好几百门课，课程设计和组织师资皆面临挑战。为此，杜克大学派出了主管学术事务的副校长、物理系主任、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高海燕来做课程设计。“但设计出来和真的能开出课程来还是有距离的。”高西庆说。

目前，昆山杜克大学只开设了四门研究生课程，包括一门商学院课程，两门医疗相关的——全球医疗管理和医疗物理学，还有一门环境保护课程。高西庆介绍，这些课程相对比较专，可以把一个单元拿过来在分校形成自己的校园和学部。

“办学宗旨、近期目标都不能急功近利，比如希望在短期内使这些学校自收自支、培养出一批有用的学生，同时对中国的教育系统有所促进。”高西庆直言：“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几百年历史，杜克大学在美国的一流高校中是最年轻的，昆山杜克要成立三年就变成世界一流大学，勉为其难。”

上海纽约大学美方校长杰弗里·雷蒙（Jeffrey Lehman）表示：“我们的运营模式是既要满足纽约大学的学位授予条件，又要满足中国和上海市政府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需求，这和传统的中国大学的运营模式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据他介绍，中国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未对学校的招生、教学，或者管理等方面加以干预。

对于中国教育部和高校所期待的“鲶鱼效应”，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陆一认为：“上海纽约大学2013年才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尚无毕业生，评价教育质量为时尚早。”“它的招生、人才培养模式和学校管理模式有一定特色，但实际招生规模很小、学费很高，尚不足以对公立大学构成竞争挑战。”他说，它也不是一个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机构，一届学生只相当于传统国内大学的一两个大班，教学管理的特色对规模都在十倍以上的公立大学参考价值很有限。

张端鸿也指出，总体说来，合作项目与学校人才培养体系整合融合度不高，尚未真正体现本土国际化教育。

10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世界一流大学财政国际比较专题研讨会”上，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执行会长、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闵维方谈道，“美国大学的经费比我们更充足，钱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大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因素。”

闵维方总结了美国大学系统的若干体制和结构性特点：较少的政府集权控制和较强的竞争性；大学自主权、学术自由的核心价值观与创新精神；促进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的宏观制度安排；强有力的校长和中层管理；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平衡；相对独立的校董会和校友参与学校发展；实行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并存并荣的方针。

“如果说中国内地的大学在过去实施985工程的16年间取得了一些进步，那么也不仅仅是因为资金的投入，更重要的是以改革为动力。”闵维方举例称，对过去遗留下来的条块分割、部门分割、过度专业化的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全国性的调整、合并、重组等结构性改革；逐步扩大高校自主权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