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拉德福德·德隆/文

阅读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的新自传《行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Act），除了悲剧之外再难有别的感觉。这本书讲述了这样一位男人的故事：他或许是全世界最适合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人，但他上任后很快就发现自己力不从心，迅速落后于形势，并且再也没能赶上来。

2007年-2008年的经济冲击没有引发又一场大萧条，这笔功劳要记在伯南克身上。但他在危机后的反应出人意料地令人失望。2000年，伯南克指出，有足够意愿的央行永远可以至少在中期通过量化宽松重塑充分繁荣。如果央行印钞并大规模购买金融资产，人们就会开始增加支出。即使人们相信只有一小部分量化宽松是持久的，即使支出的激励十分微小，央行也可以让经济重新起步。

但是，最后伯南克并没有实现这一点。尽管美联储和其他许多央行的印钞数量之大，远远超过了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抵消金融危机影响所需要的量，但充分繁荣至今没能重建。

伯南克将美国货币基础扩大了4倍，从8000亿美元扩大到4万亿美元。但这还不够。接着，他采取了又一次“大跃进”：将货币基础再扩大1倍多，达到9万亿美元。在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最后一年，伯南克甚至沦落到徒劳地乞求美国国会采取财政扩张。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一如往常，上述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是向哪位经济学家发问。

如果我对伯南克的理解没有错，那么他会说，基本面没有问题，只是储蓄暂时过剩，人为地拉长了激进货币扩张重建充分繁荣所需要的时间。厌恶损失的主权财富基金、将钱存在美国和欧洲的新兴市场富豪，以及寻求确保行动自由的政府，显著推低了充分繁荣利率，延长了冲击消散所需要的时间。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持不同看法：伯南克的主要错误是过于狭隘地关注货币供给。

根据简单的经济学模型，当货币市场处于充分繁荣均衡时，债务市场也是如此。但在现实世界中，对政府来说，也许回购高风险债务、促使贷款人减记损失的方法更为有效。这将比放松货币政策更能提振私人支出、快速重建充分繁荣。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如果美联储承诺将年通胀目标定在高于2％的水平，并承诺大力进行量化宽松以实现上述目标，那么仅靠货币政策足够了。这一简单的承诺——如果获得信任——将远比大手笔实行量化宽松更有效。

第四种观点以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为首。

他们指出，没有证据表明货币政策能够重建充分繁荣。根据这一观点，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梦想——用战略性货币干预抵消经济冲击——终究也只是个梦想而已。是过去半个世纪中欧洲和美国的特殊环境——最引人注目的是人口和生产率快速增长——让他的观点看似可行。克鲁格曼说：“如果没人相信通胀会上升，那它就不会上升。肯定会提高通胀的唯一方法，是在货币机制变化时辅之以大规模财政刺激。”

我不知道上述四种观点哪一种是正确的。但我确实认为，这场讨论是自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与类似问题角力以来，宏观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争论。对凯恩斯来说，答案是明确的，这个答案与萨默斯和克鲁格曼的观点比较接近。事实上，正是这一结论让凯恩斯从货币主义者变成了凯恩斯主义者。

“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在1936年写道：“（货币）政策本身似乎不大可能对利率产生足够影响，因此，我相信，投资全面社会化将是确保接近充分就业的唯一办法。”下一次我们发现自己需要鼓起勇气采取行动时，值得考虑凯恩斯的这番话。

作者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家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