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积极稳妥统筹推进，到2020年，就一定能够在国企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经营机制
文 ｜常振明
2013年 11月18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对外公布，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它标志着新一轮改革全面启动，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过去的两年里，各项改革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环节，也在不断深入。特别是今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以后，国企改革明显提速。在经过数不清的艰难探索之后，国企改革正在迈入一个新阶段，中国改革正在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中国基本上已无私营企业，到改革开放之初，绝大部分企业都可以被认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即国企。在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实际上是政府的附属物，体制僵化，缺乏活力。所以改革开放初期的国企改革，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在改革开放的37年中，国有企业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改革的特点都与该阶段的国企发展情况紧密相关。
第一个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是引导企业按经济规律办事。那时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不找市长找市场”，就是要企业走向市场。这个阶段改革采用的方法是承包制、放权让利、实行利改税。当时中信刚刚成立，主要学习首钢的承包制经验。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国企并没有走出困境。到90年代初，国企大体上是三分之一亏损、三分之一虚盈实亏、三分之一羸利这样一种局面。
在这个阶段，银行的改革还没有真正开始，虽然当时成立了商业银行，但是银行的贷款，主要是按照计划来进行的。中信公司是1979年底成立的，主要是投资为目的。因为当时在国内借款是有计划的，按照项目借，所以只能到海外去筹资，但是到海外筹资需要把中国的情况说明白。投资应当是没有期限的，而贷款是有期限的，期限、利率和本金是贷款的三要素。我记得很清楚，投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是有期限的，比如投资20年，但当时贷款可能是没期限的。当时为了解决什么叫投资，什么叫贷款，跟海外投资者花费了很多时间。
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新世纪初期。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从整体上推进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这一阶段要解决的是国企社会负担重、人浮于事、效益低等问题，办法是分离企业办社会、抓大放小、转换机制。到新世纪之初，国企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甩掉了包袱，开始焕发出活力。这个阶段中国出台了很多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需要的法律。比如《公司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就是在这个阶段，银行的改革开始全面展开。当然，受制于一些历史与现实的条件，仍然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个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到现在，改革主要解决建立现代企业治理体系、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权责利统一等问题，包括设立国资委。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国资委代表出资人，建立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管理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国企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明确了国企改革的方向。9月前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国企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
纵观30多年改革历程，尽管有不少曲折，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清晰的：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革除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弊端，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通过改革，国企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中形成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为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推动国力快速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3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访华期间造访中信。他曾经做过中信公司的顾问，也是我们创始人荣毅仁先生的朋友。他第一次来中国是1971年，他完全想不到，从1971年到现在，中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发展状况是超越人类极限的梦想。事实确实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GDP从1979年的4006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63万亿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毫无疑问，国有企业为实现这个“超越人类极限的梦想”作出了巨大贡献。
以中信集团为例。中信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诞生的，和改革开放命运与共。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什么样的路，中信就走过了什么样的路。1979年荣毅仁先生创办中信以来，中信充分发挥经济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窗口的作用，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探索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中信成立之初国家财政拨付2亿元，到2014年总资产已达4万多亿元，跻身于大型跨国企业集团的行列，在2015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186位。
毋庸讳言，国有企业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一些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有待完善，国有资本运行效率需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巡视组到企业以来，发现一些企业管理混乱，内部人控制、利益输送、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突出，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完全解决。面向未来，国企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转型升级的压力，因此，必须继续推进国企改革，切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坚定不移地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
国有企业改革任重道远，是因为国企在继续推进改革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一是来自国内，有人认为国企垄断经营、与民争利、腐败严重、利益输送、分配不公、创新不足等等，其经营受到质疑，整体商誉受到影响；二是来自境外，使国企的竞争地位受到挑战，如TPP竞争中立性原则认为“任何商业实体不应通过所有制性质获得竞争优势”。从两方面的挑战来说，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新时期指导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从文件看，这次国企改革的命题，并不是政府机构“如何改进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而是由“管企业”转向“管资本为主”，由针对国有企业自身转向在国家层面推进国有资产实现形式的资本化。
这样做，可以赋予企业真正的独立市场主体地位，国家通过资本纽带行使管理的权力。《指导意见》将国企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实行分类改革。我理解，公益类国企应该更多地侧重社会效益，而商业类国企更多地侧重于经济效益，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考核机制和标准。当然，商业类国企既然要在市场上竞争，就需要严格遵守市场化的淘汰和退出机制；公益类国企也要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总之，国有企业都要同市场经济深入融合，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中信集团是国内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业务涉及诸多行业。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中信集团过去创造了很多“第一”，比如第一个开展房地产业务；第一个开办租赁项目；第一家企业办银行，1987年中信银行成立；第一个发射商业卫星，1990年中国的火箭把卫星送上了天，这个卫星就是中信投资的；第一个在海外大规模投资，1985年到澳大利亚铝厂，这些都是坚持改革创新、同市场经济深入融合的结果。
2014年8月，中信集团将中信股份100%股权注入香港上市公司中信泰富，实现境外整体上市，依法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目前中信集团是财政部100%持股的公司，中信集团持有中信股份60%的股份，我们对这两个公司做出了不同的定位。中信集团是定位于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一家公司，主要进行一些战略性的投资。中信股份还有其他的公众股东，如中国的社保基金，应该以价值最大化为己任。在上市过程中，中信股份放在中信泰富里，减持了一些股份，减持所得资金全部交给国家。这是国家首次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减持国企股份回收现金的成功范例，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提升国有资本流动性进行了有益探索。我们希望，通过中信的探索与实践，为深化国企改革、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新的贡献。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体现。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复苏疲弱态势，主要经济体情况各有不同，分化严重。从国内经济形势看，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形势，都给国企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新一轮国企改革高潮正在到来，只要我们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积极稳妥统筹推进，到2020年，就一定能够在国企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经营机制。
到2020年才能有正果，原因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我本人也是在第一线进行实践。现在有很多理论，特别是国企的理论，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再完善，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还有国有企业的理论，需要我们在实践当中检验探索，才能形成一个比较成熟、完整的理论。
比如对一些概念的定义。对于“企业”的定义，字典里说，能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拥有一定数量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具有法人资格，就是企业。而在百度里“企业”的解释是，一般指以盈利为目的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
对于“国有企业”的定义。百度解释是，国有企业在国际惯例中仅指一个国家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在字典里的解释是，指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由此可见，到底什么是企业，什么是国有企业，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到底什么是国有企业，在国际上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比如上文说到的TPP竞争中立性的原则。
新加坡也参加了TPP，我跟新加坡的朋友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淡马锡是不是国有企业。淡马锡100%的股权属于新加坡政府所有，应该属于国企，新加坡参加TPP难道没有顾虑吗？他们的解释是，在TPP里面有很多除外项目，淡马锡就是除外的。那中国的国企为什么就不能除外，或许对于国有企业，国际上应该先确定一个概念。
所以，需要时间，需要实践，需要国际和国内的认同，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改革虽然在往前走，但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探索，我们希望通过中信的实践，能为丰富国有企业的改革经验作出贡献。包括国有企业中的党建工作能否和公司治理结构融合等问题，这些都在探索中。相信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将增强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国有企业必将释放出更大的活力和动力。
作者为中信集团董事长，本文根据作者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演讲内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