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克尔·斯宾塞/文

全球经济正在滑向低速增长轨道，原因是决策者无能或不愿解决全球层面的主要障碍。

2008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真实（经通胀调整的）累计增长只有5％-6％。中国GDP增长了70％左右，是全球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债务推动的投资驱动。随着这一刺激因素的消失，发达国家需求不足对中国增长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

增长正遭遇腹背夹击。杠杆率在上升，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债务总量已高达57万亿美元。此外，长期保持低利率推高了资产价格，使它们背离基础经济表现。尽管利率可能继续保持低位，但它们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可能无法持久。世界还面临严重的投资问题，降低资本成本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毫无用处。目前，公共部门投资低于维持强劲增长所需要的水平，因为其对提升总需求和生产率的贡献不足。

这一公共投资短缺最可能的解释是财政约束。的确，债务和存在资金缺口的非债务负债日益对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和退休基金形成重压，破坏复原力强且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但如果降低主权债务过重的最佳办法是实现更高的名义GDP增长，那么减少投资绝非可靠方法。相反，预算规则必须将公共投资排除在外，从而促进不同的财政整合应对措施。

增加公共部门投资有助于刺激私人部门投资，而私人部门投资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在美国，投资仍未超越危机前水平，尽管GDP增长了10％。而美国绝非个例。

在一些国家，结构僵化对投资动力和投资回报产生了消极影响。类似地，监管不透明也阻碍了投资。而某些类型的股东激进主义造成了企业的短视。

还有一个问题。主权财富基金、退休基金和保险公司集聚了巨量储蓄，这笔资金可用来满足新兴经济体巨大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化融资需求，但这也把能极大提振全球增长的投资渠道堵死了。

与此同时，科技和市场力量使就业呈现两极分化，中等收入群体每况愈下。比如，自动化使得白领和蓝领岗位迅速减少，这导致中位数收入停滞不前、收入不平等性加剧，二者都限制了总需求中的私人消费部分。

即便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有效增加了可支配收入、扩大了需求的因素，说到底也大有问题。对大宗商品出口国来说，价格下跌正在造成各种财政和经济困境。

通货膨胀或通货不膨胀带来了进一步挑战。许多国家的物价增长远远低于目标水平，并且还在下降。如果演变为全面通缩，再加上真实利率升高，那么增长风险将非常严重。即使是极低的通胀也不利于各国解决过度负债问题。而即使是在接近“充分”就业的美国，也几乎没有任何通胀压力的迹象。在需求短缺和产出缺口如此巨大的情况下，毫不奇怪，即使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条件也不足以提振通胀。

各国对于如何解决通缩问题几乎没有选择，只能求助于竞争性贬值。但如果每个国家都这样做，此举将无助于获得更大的可贸易全球需求份额。而以汇率竞争力为目标无法解决总需求问题。

如果全球经济继续沿着当前轨迹运行下去，那么一段时间的剧烈波动可能动摇许多新兴经济体，也破坏全球发展努力。因此，决策者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首先，政府必须认识到，决不能让央行独力支撑经济，不管它们在这方面做得多么出色。需要实施补充性改革，以维持和改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并避免不利的副作用。此外，阻碍增加和提高公共和私人部门投资的因素必须消除。政府必须实施措施，重新分配收入、改善基本服务的供给，并助力劳动力大军抓住经济结构变化的良机。

作者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