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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中高速增长”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5-12-10 17:08:05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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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并没有出现增长缺口,因此不应过度采用刺激需求的办法,而应该着眼于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供给方改革

□蔡/文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十三五”时期的各项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作出部署,其中提出了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要求。

按照以往惯例,类似这样的目标都有具体的数值,但这一次并没有数字,而是提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要求。

那么,这里的“中高速增长”指的是什么,如何才能达到“中高速”?这必须从认识新常态说起,并通过引领新常态才能实现。

实现中高速靠什么?

“中高速”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定量与定性要求统一的目标。

按我的理解,能够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翻一番,同时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目标的速度就叫“中高速”。所以,这是定性的目标,也是定量的目标。

接下来的问题是,实现中高速要靠什么?我认为有两个组成部分,缺一不可。

第一,要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潜能加以充分利用,即激发潜在增长率。这是一个主要的部分。

根据我们的测算,在“十三五”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约为6.2%,如果以此速度增长,到2020年的时候,距离翻番的目标还有一个小小的差距。也就是说,6.2%是我们的潜能,应该能够实现,但是要达到翻番目标,即在2010年40.9万亿元的基础上,到2020年达到81.8万亿元,则要求有更高一点的速度。也就是说,从今年开始,增长率大约是要在6.5%,或者更高一点的速度,才能实现翻番。

第二,既然潜在增长率不够,还要加上一个额外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个速度不应该是超越潜在增长率获得的,而是要通过提高潜在增长率获得,我们把它叫做改革红利。

这样,要达到中央要求的中高速,任务就被分解成了两部分:第一,充分利用我们的增长潜能,必须达到这个潜在增长率。如果潜在增长率是在6.2%之下,说明还存在着需求方面的问题,必须要有特定的政策才能取得符合潜在增长率的增长速度;第二,在6.2%的基础上,还要增加至少0.3个百分点,或者大一些的额外增长速度,才能达到6.5%以上的增长率。

因此,“两个翻番”的目标决定了我们的“中高速”有两部分,而两个部分的获得要通过两种不同的努力,从而应该通过不同的政策手段。

如果未来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是6.2%,意味着生产要素可以得到充分利用,生产率提高的潜能也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这个目标可以通过正常的经济增长达到。

如果没有达到增长潜能,也就是说潜在增长率还达不到6.2%,这意味着存在着一些冲击性或周期性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将主要来自于需求方面,或者是投资需求、或者是消费需求等等。对于这些因素,可以、也应该使用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回顾历史,中国曾经出现过多次经济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历次都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调节周期,并成功恢复到了正常的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增长率低于6.2%,就说明我们还有需求方面的不足,可以采取刺激性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

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三驾马车”的说法,这个批评一方面是对的,就是说目前遇到的增长减速主要不是由需求引发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假如我们今后遇到了需求问题,则不能不借助需求管理为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因为到目前为止,经济学上还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应对周期,往往需要求助于凯恩斯主义,即或者用货币宽松的办法,或者用财政扩张来刺激。

所以说,“三驾马车”不需要完全否定,只是要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应用它。

刺激不能超出必要限度

另外,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一直在迅速地下降,从2010年之前的大约10%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十三五”时期则会进一步降到6.2%,以后还可能继续降下去,直到中国经济进入新古典增长阶段。

特别要注意,这个潜在增长率下降在开始的时候,其幅度不是一个连续性的平滑下降,主要因为2010年是中国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这个转折点为界,人口红利从无到有,其前后的潜在增长率差异巨大。

所以,我们为了使经济比较平缓地下行,让旧的增长速度与新的增长速度之间有一个平滑的衔接,实现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适当采取一些刺激性政策,并无可厚非。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需求的冲击,我们也可以采取一定的刺激政策。或者说,我们可以把老的增长动力和新的增长动力混合使用,形成混合动力。但是,新的增长动力需要不断地扩大其作用的范围,提高贡献份额,直到替代所有老的增长动力,这是我们可以用需求管理的方式来应对经济增长减速问题的限度。

需要认识到,通过刺激的办法促使经济实际增长速度显著高于潜在增长率,即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就会犯致命的错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含义是传统产业没有比较优势了,实体经济没有相应地扩大生产的需求。同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也只是作为一种派生需求,因实体经济的需求而存在。一旦没有那么多的货币需求或投资需求时,就不再能够人为刺激经济了。

为什么呢?第一,这种刺激可能根本不管用,宽松的货币也到不了实体经济领域去。第二,当把货币放出去后,流动性则必然会溢出实体经济,溢出基础设施,溢到那些和比较优势无关的领域里去。

换句话说,我虽然不太认为应该用“流动性陷阱”这样的概念来解释现状,但还可以借用它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在实体经济、基础设施都没有扩张需求的时候,把货币放出去只能加大投机性的货币需求,也就意味着钱会跑到房地产、股市,还会跑到各种资产泡沫性行业中去。

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证明了这种情况的危险性,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教训证明这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着眼于需求管理的政策应该到此为止。

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了6.2%的潜在增长率,而额外还想增加一点经济增长速度的话,只能从供给方改革入手,也就是想办法提高潜在增长率。办法就是增加生产要素的供给,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速度。

换句话说,假如要求的增长速度是6.5%,意味着与现有潜在增长率6.2%之间尚有0.3个百分点的差距。我们只需要得到不低于0.3个百分点的额外潜在增长率,就可以实现“中高速增长”和翻番的要求。这个部分需要靠改革获得。

进一步看,现在的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不是周期现象。或者说,如果我们承认新常态,就应该不从周期问题角度去理解。从改革开放以来遇到过的出现增长缺口的情况来看,即用潜在增长率减去实际增长率,如果这个差是一个正数,说明没有发挥出实际的经济潜能,因此存在着增长缺口。对于增长缺口是需要刺激政策的,历史上有多次出现在零以下的增长缺口。但是,正在过去的“十二五”时期的平均增长速度是7.8%,而我们测算的这一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是7.6%。

很显然,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没有增长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采用刺激需求的办法,而应该采取提高潜在增长率供给方的政策。

这种供给方的改革包括,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可以稳定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保持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有利于生育率向替代水平回归,从而在一代人之后改善人口的年龄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和降低人口抚养比,提高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深化行政管理、国有企业、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有利于使市场更好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人口是关键要素

应该看到,现在潜在增长率的确是下降了,就是说供给方也遇到了结构性的困难。那么需要分析一下,这个局面是怎么造成的,我把它归结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就是说,人口因素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进而影响到所有生产要素相关的经济增长变量,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这种情况还在持续。

先从绝对意义上看。大家知道,15岁-59岁的劳动人口在2010年达到最高峰后,已经进入负增长通道。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既然真正的劳动力供给是经济活动人口,按照我们的预测,2010年之后还有一段时间劳动参与率在提高,因此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在2010年以后的几年中还是在缓慢上升的。

真正的困难即更突出的劳动力不足表现,将发生在2017年。经济活动人口在2017年将达到峰值,此后也将进入负增长阶段。到那时,中国的劳动力短缺会进一步暴露出来。

还可以从相对意义上看这个问题。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确实是不足了,但是,人们还是要问,是不是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事实上,这是一种幻觉。虽然从现在统计年鉴上看到,有接近30%的劳动力在务农,但这个数字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

因此,我们根据更合理的定义做了一个重新的估算,截至2014年,中国务农的劳动力比重只有19.1%,低于了20%的界限。

进一步来分析,占全国劳动力19.1%的农业劳动力是哪些人呢?绝大部分都是年龄偏大的,以40岁以上的人口为主,50岁以上所占的比重也很大。这部分人其实已经在外出打工和务农之间作出了选择——他们只能务农,这一人群向外转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因此,指望现有的务农人口向外转移,已经不太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结构变化增加劳动力供给的能力正在减弱。

其实,每年新增的农民工,并不应该被称作农业转移人口,因为他们不是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而是农村16岁-19岁的年轻人,也就是说初中毕业到高中毕业,以及在这两段之间辍学的人。这部分人的变化趋势怎么样呢?按照我们的数据分析,无论从户籍人口的口径,还是从常住人口的口径,这部分人群在2014年已经达到了峰值,从2015年也开始负增长,而且今后将持续负增长。

农村16岁-19岁这一人群的数量转折,也相应带来了农民工外出增长的转折点。在2005年-2010年之间,农民工每年的增长速度大概是4%,此后逐渐下降,2014年增长率只有1.3%,到了2015年上半年增长只有0.1%。也就是说,农村可以转移的青年人口的减少,决定了外出农民工速度的减缓,甚至可能从今年开始以后,就大幅度减缓了。

这就是说,结构调整可能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可能性,也大幅度下降。

有一些不够专业的分析家认为,不应该过高估计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减速的影响。其实,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原理和经济发展经验来看,这里的关键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从而导致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减慢、资本回报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等所有造成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效果。

也有人以中国劳动力总量庞大、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将保持较高为由,否定人口红利的消失。但是,这些分析忘记了,经济增长指的是产出的增量和变率(符号),而不是经济规模本身。因此,劳动力总量或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绝对数,对于我们的分析是不重要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作者:蔡/文】 (编辑:yanqi)
关键字: 增长 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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