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江湖。创立锤子科技第一年，罗永浩是这样管理公司的。
在一次周六的产品例会上，老罗和他的产品经理们正从一个问题讨论到另一个问题，但没有一个能够达成协议。“冰箱里的生肉是谁的？”罗永浩突然说。所有人都愣住了。“我在冰箱里看到了一块生肉，公司的冰箱里不应该有生肉的。”他语速加快。场面顿时有些尴尬。最后，老罗点了一位同事的名，让他去查清楚肉的来源，并且告诉全公司——冰箱绝不是放生肉的地方。
老罗今年43岁，刘海蓬松，神情认真，多数时候你在公司很难见到他的笑容。他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中袖衬衣，有人曾问他，为什么每天穿同样的衣服，他回答说：我的生活中已经有太多事情需要决定了。
早年，他四处树敌，创业两次，一次被关停，一次主动放弃。2012年5月他成立了锤子科技有限公司，进入了竞争激烈的智能手机市场。现在他坐在自己刷着灰色墙漆的大会议室中，心事重重，他对某些细节的挑剔和苛刻也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
有一回老罗发现一个软件开发的进程比预计晚了三天，他大发雷霆，找来软件工程师质问，软件工程师解释说，是因为样机来晚了。老罗又叫来了负责样机的人，他怒气冲冲地发问，对方辩解，是LCD延误才导致样机来晚了。老罗并没有罢休，他又找来了负责LCD的人，对方说，这可不是他的错，都怪LCD的代工厂拖延了。
他找不到答案，每个人都说是他人的错误，他越来越生气。“最后精疲力尽，嗷嗷叫一通，走了。”他的合伙人、锤子科技CTO钱晨说。
最开始，老罗在很多方面表现得就像一个外行。“单向输出滔滔不绝，但当你想跟他确认一个东西时，他不给你机会切入。你想把你的话题给他，他也没听到。事实上，企业里讲究的是互动。” 钱晨说，在早期，老罗见人一紧张就往上撸裤腿。后来这个动作还被老罗写成段子，放在了微博上。
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老罗怎样学习成为一名CEO。在牛博网时期，他的合伙人认为他是个独裁且刚愎自用的管理者，并最终和他不欢而散。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老罗谈起他事实上研究工业设计已有七八年时间，他还读了很多关于乔布斯的文章，并对一些细节如数家珍，他也会阅读一些管理书籍。
“我把过去所犯下的错误都整理出来，经常开会回顾和检讨，我将这些错误分阶段解决。但是到下一步的时候，也许解决完了那几个问题，你走出来了。也许还有几个你没看到的问题，那这就是命了。”老罗说。
“如果老罗可以安静地做一个谐星，我们会给他捧场，也许会打赏。但他还想进入高门槛的手机领域，那他注定什么都得不到。”这个行业的一名投资人说。一位创业者忍不住补充，“一个人凭借玩弄价值观可以在艺术上获得成功，没有人会说什么，但如果这个人在商业上大成，那这个世界一定是出问题了。”
小米合伙人刘德在一次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调侃，如果锤子是小米供应链底下的一支团队，“我保证他可以成功”。老罗的好友、大象公会的创始人黄章晋说，整个科技圈充满了轻佻的智商歧视。
对于某些人而言，这个世界充满门槛，行业的门槛、专业的门槛、出身背景的门槛，甚至口音的门槛。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人凭借一往无前的目标冲进来，将门槛踏碎。尤其是，当这个人脾气不大好，性格不那么讨喜的时候。
谁想到，老罗不仅闯了进来，还在里面转了个身。
“我们一分钱也不会给他”
2015年初夏的一个深夜，陌陌CEO唐岩斥巨资购置的一组橘黄色音响出了状况，他给朋友罗永浩打电话求助，结果对方直接跑到了他家里。老罗趴在地上，吭哧吭哧弄了半个多小时，满头大汗，搞定了。事后，唐岩和老罗，再加上黄章晋，三个人坐在楼下大堂里聊天聊到了凌晨三四点，他们的话题听起来有点无聊——我们可不可以活到人类永生的那一天。
这三个人都是对未来、对理想很较真的人。黄章晋说唐岩是食肉动物，而老罗则神经脆弱，习惯性憋大招。但老罗的优点在于，通常一个人向上的状态是不可持续的，而老罗可以通过不断地自我建设，来保持向上的状态。
罗永浩出生在距离中朝边境10公里外的延吉市，只接受过高中教育，他一生都想要挑战权势集团，并为憎恨权势集团的人们找到发泄的接口。
“像老罗这样的人，他们把经历视为宏大叙事中的片段，他们不是为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快乐而活着，而是把世界看成一部电影，只有当他们代表某些理想并参与到剧中的斗争时，方才觉得满足。”一位老罗的朋友这样评价他。
紫辉创投合伙人郑刚说，老罗让他相信，锤子可以打破某些恶俗和规则，生产出具有生命力的手机，同时具备苹果的某种特质。紫辉为锤子提供了天使投资，并在后续两轮持续跟进，总计投入2亿元人民币，郑刚是一位偏好投资可以挑战人们价值观的公司的风险投资人，他的另一个投资项目是陌陌科技。
黄章晋说，很长一段时间内，老罗都相信自己是乔布斯附体。《财经》记者拿到了一份2014年1月锤子的融资计划书，彼时锤子已经发布了 Smartisan OS，而第一款手机尚未发布。这份BP中提到——“锤子的突破口在于设计，做中国的‘苹果梦’。”“我们只要销售35万部手机，就可以做到break even（盈亏平衡点），我们对此感到非常乐观。”
在Smartisan OS发布时，锤子已经拥有了一支非常豪华的软硬件团队——钱晨，硬件研发副总裁，曾被赞为摩托罗拉最出色的硬件开发主管，他一度有机会加入小米，但最终和雷军不欢而散。他评价自己是一个直接且感性的人。“在我和小米的整个沟通过程中，感受不到任何愉悦，他们没有自己坚守的东西。”他说。
另外还有：蔡辉耀，软件研发副总裁，曾先后就职于美国摩托罗拉、华冠通讯、仁宝科技，任资深设计经理；李剑叶，工业设计副总裁，曾是飞利浦香港最年轻的中国籍产品设计顾问；关健，供应链副总裁，曾服务于摩托罗拉16年；曾令军，机械设计总监，曾参与开发摩托罗拉A760，明等系列智能手机；邹伟，软件开发高级总监，是中国最早的Android开发人员。
钱晨说，多数人认为老罗自大而狂妄，完全不接受现实规则，这显然是个误解。他并非是在任何地方都要唱主角的人，在公司，老罗在产品和设计上很独断，但是在供应链、技术等一些他不懂的领域，他绝不插手。
在创办锤子的三年半时间中，老罗几乎寸步不离办公室，每晚只睡五六个小时甚至更少。锤子UX产品总监朱萧木说，他们的工作流程是每周五天，可以去实验很多他们想做的东西，周六老罗从头到尾过一遍，开十几个小时的会，从中午一直到凌晨。“每一条每一条看，然后拍板，好不好，不好在哪儿，怎么改进，我们都非常服。”
锤子一直是老罗个性的反映，从中可以折射出他的古怪和激情。他确实在某些方面展现出了天赋。锤子设计总监肖鹏举例说，设计师做了十个只有细微差别、不同版本的解锁动效让老罗来选择，他看一遍就能选出最好的，如果把这十个版本打乱的话，他还能立刻找出最初选中的那个。
最开始，老罗认为手机在美学上必须是一个零妥协的产品，“所有的东西都应在正确的位置上”。他要求手机外形要是完美的长方体，既庄重又有玩具的感觉，它的各个角度要是圆润且无缝隙的。
“他对产品外观有一种变态的标准。这个行业有摩托的标准、有苹果的标准，他们对手机的颜色都有很多要求，但每个面都可以有几个色差点。而老罗，什么色差点都不能有，什么小划痕都不能有。”锤子供应链副总裁关健说。
当锤子的设计团队要制作一个简单的按纽，他们首先会用黄金比例固定它的长宽比，用黄金螺旋线的螺旋眼做辅助线来确定它字体大小和按纽大小之间的关系，以确保它的“正确”。他们重绘1000个以上APP的图标，并在图标上加入细微的纹理和阴影，让它充满“质感”。他们甚至无法容忍一个APP上的阴影过厚或是过细。
老罗还花了好几周时间，苦苦思索包装盒上的边角，他认为充满激情的工艺就是要确保即使是隐藏的部分也要做得漂亮。T1时，老罗对包装盒上用刀切割出来的缝隙表示无法接受。最后，他们将方案改为成本更高的激光切割，以保证切口薄且光滑。
老罗有才华有天赋、认真，所以当他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时，他能把事儿做出来。但是他的商业欲望太淡，又太过在乎自我和价值观，所以在此之前他做的所有事情，都还不够成功。
SmartisanT1生产了白色和黑色两个版本。“我一早就知道，做白色版本是自杀式行为，T1的外观设计是三明治结构，白色机身意味着——前框后框中框前玻璃这五个白色相互连接，白和白之间只差5％就会很不舒服。”老罗说，“但这是我的一个心愿，我喜欢白色。”
“Jeff（钱晨）就说，你做企业怎么能满足心愿呢？你得满足企业的运营需求啊。他讲了各种风险，我听完之后，还是想做。”最后，老罗和他的团队花了很大力气来改善白色与白色之间的色微和缝隙控制问题。白色T1最终良率不达50％，黑色卖一台有100多元利润，而白色卖一台亏一台。
郑刚说，锤子的每一轮融资都说不上顺利，而且融资节奏相对较慢。2012年5月锤子天使轮时估值5000万元人民币，A轮结束时是4.7亿元人民币，到2014年春天启动B轮，估值10亿元，2014年底C轮启动时估值26亿元人民币，但这次融资从去年底一直持续到了今年年中才结束，估值一直维持在26亿元人民币上下，最后融了5亿元人民币。
如果和小米对比——2010年4月小米成立，年底融资时公司估值达到2.5亿美元，一年之后，估值10亿美元，而到了2014年，小米的估值超过400亿美元，与2010年时相比增长了160倍。
谈及老罗时，一家知名基金的风险投资人说，“我非常欣赏老罗。”但转头，他告诉他的同事，“我们是一分钱也不会给他的。”郑刚说，一家机构曾承诺投资几千万元人民币，但最后关头反悔了。
“我们要的是一个体面”
对于多数公司而言，能够真正团结人的是胜利和收益，而不是理想和情怀。锤子不大一样。
这家公司并没有令人难以抗拒的特别待遇，薪水在同类公司中也算不上诱人，但这里有一种独特的工作氛围：所有人在最折磨人的压力下，会比职业生涯的任何时候都要更努力和更长时间地工作。那些已经加入或者希望加入锤子的人们认为，在锤子工作，应该要有更远大的意义。
他们的员工这样看待自己的公司：“整个公司是靠价值观来驱动的，而锤子的价值观是在一个相对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正直和诚实。”“我们要的是一个体面，不会采取友商惯用的宣传售卖的手法，同行可能会觉得我们挺傻吧。”“都是卖东西，还是想着完美一些，道德一些，吃相好看一些。”“在这里做人做事的出发点是做牛逼的事而不是交差。”
“无法接受丑陋和堕落。”朱萧木说，iPhone6凸起的摄像头很难看，而在苹果官网上，有一张展示iPhone6侧面的照片，照片中原本凸起的摄像头被抹平了。“首先是丑，其次他又想掩盖丑。” 朱萧木留着时髦的小胡子，加入锤子之前，他在旧金山学习建筑。
理科男关健说，他希望这家公司多一些争吵，因为适当的公司斗争是有好处的。但所有人都绷着劲儿，“大家都比较爱面子吧，万一吵不赢呢？”
对于一些实用主义者而言，这样的工作真是糟糕透顶，他们大多干到最后沮丧不已。“老罗喜欢那些有才华的、拔尖的人，他们有时候会把工作当成创作，这在大公司是行不通的。”一位从一家互联网巨头离职加入锤子又从锤子离职的人告诉记者，老罗讨厌管理公司，更讨厌用流程来管理公司。
“那这个公司是怎么维持的？”“奇迹啊。”关健答。
“正因为大家目标相同，三观一致，所以会相互理解，而不会彼此设置障碍。”一位锤子员工称，即便老罗一人不善管理，这个公司也一样照常运转。
“在这儿工作，你会得到一种先被打、后被夸的快感，非常爽。”朱萧木说。“有几句话我们非常害怕，比如老罗会说这个东西‘哪儿都错了’。更可怕的一句是，‘你这个做得像坏了。’”
有一天，朱萧木来到办公室，他获得老罗一个罕见且慷慨的称赞——“你是东半球最好的产品经理！”而就在前几天，老罗才对他说过，“你做的这个东西就是垃圾。”
“这是我性格上的弱点，我知道应该用我骂人的热情去夸人，但我没有。这给员工造成的一个错觉是老罗永远对我们不满意，但其实不是这样。”老罗说，甚至一些员工辞职时他才知道对方辞职的原因是以为他对自己长期不满意。
在老罗身上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他可以准确捕捉别人的情绪，除非他刻意选择忽视，同时他知道怎样让你觉得自己很渺小。
但多数时候他表现得毫无人际交往的技巧，有时候他会非常粗鲁，不把别人的情感当一回事，因为他没时间去关注别人的真情实感，这会让他分神。只有对于那些大家都会忽略的细节，他才会感到格外敏感而狂躁，因为在这些人眼里，这些细节才意味着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异。
经历了T1的教训之后，老罗曾总结公司面临的三大危机——生产危机、公关危机、销售危机。“刚开始我是不在乎的。”老罗告诉《财经》记者，直到他知道这样一件事情：
T1发布后，许多锤子员工的朋友希望能买到手机，于是公司发给员工一些优先购买码，他们可以送给朋友。后来出现产能问题，发货推迟了三四个月，等到可以购买时，这些拿到购买码的人却都说不要了，他们的理由是——这三四个月天天看负面新闻看怕了。
“这个回馈到我这儿之后我就慌了，因为我觉得是我把企业连累了。”老罗说，他从未完整地做成一个公司，很艰难，但也走过来了。可当他意识到自己才是公司成功最大的障碍，他走不过去。
T1总销量是25万多台，与2014年中国4.207亿部智能手机出货量相比，微不足道，不说出货6000万台的小米，就算是与500万台出货量的魅族相比，也并非一个数量级。
2014年10月，在一篇名为《罗永浩自食其果》的文章中提到：除了那些因为忠于罗永浩而忠于锤子科技的铁杆用户之外，罗永浩和他的公司真的“从来没有”被赋予过“美好”这个标签。人们对于锤子的第一反应，恐怕是那个坐在火药桶上、秉性暴躁且尖酸刻薄的争议创始人——某种程度上，人们将对老罗的固有印象带到了这家公司以及它所生产的手机身上。
某些人渴望老罗的成功，用非世俗商业方法论来成功，他们喜欢老罗身上的那股劲儿：你们需要小心谨慎地过生活，需要处心积虑地成功，我不需要。人们也渴望看到他失败，他们认为一个loser就永远是loser，即使会做手机他也就是个相声演员。
“我和几个小兄弟开公司，如果黄了，给每个人一点补偿，说一句好听的话——我尽力了，你们也尽力了，散了吧。可当你有600人的时候，你慌了。”老罗说，去年一个周末深夜，他看到一些员工家属在公司等老公下班，突然意识到，他身上背负的不是600个光棍的希望，而是600个家庭。
他开始向他的员工道歉，向他的粉丝道歉，甚至向他的朋友道歉——黄章晋说，有一阵子聚会，为了不让朋友们再说他，老罗一上来就先讲自己做错了，“都怪我，说多了没控制好。”
老罗用两年时间做出了第一代锤子。但现实是，他有才华，有眼光，有价值观，有好的审美，有团队，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和思考，却依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成功。最初的两年，他是为一种使命、一种心态，甚至一种情绪在工作，而从去年周末的那个深夜开始，他开始为责任感、为团队、为支持者，甚至为许下的诺言在工作。
人性是值得信任的
就在你以为老罗浑身上下都洋溢着理想主义的那个夜晚，事实上，他的商业才达到了顶峰。
2015年10月19日晚，锤子发布坚果手机“文青版”。资深文青老罗将左小祖咒的帽子印在了手机背壳上，邀请张玮玮和郭龙弹唱一曲“米店”，他在发布会结束时播放“天空之城”，并为此撰写文章，里面提到——“几乎没有一款大众电子类科技产品，把文艺青年当作目标人群。从前，这是一个遗憾，现在，尝试去改变它是我们的使命和荣幸。”
“他将自己信仰的东西作为工具，知道这是一种力量。”一个智能手机的创业者告诉《财经》记者。
“我承认这是我的偏见。”一位国产智能手机厂商高管说，“老罗是一个看起来像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他在锤子所作的所有重要决策，每一步都是一个极现实的。”创下智能手机史上最大的价格降幅的人，是老罗；在国产手机进入血战的今年，第一个不惜“打脸”推出低价版本的手机独立品牌，也是他。
老罗和他的团队花了大量时间追求一个孔是靠前还是靠后一点，图标的阴影是不是完美。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些并不重要。“但是对这个群体——那些在意品位、审美、细节、用户体验的中产阶级和文艺青年——很重要。”而定位这些人的好处在于：竞争对手不擅长搞定他们，同时，这个群体扩张起来更具传播力。当大众跟随这个群体去购买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跟着他们买。
钱晨说，老罗所有的营销都是想有没有故事可写。“之前我们被认为是自吹自擂的宣传，其实是为了制造传播话题而做的违反事实的自谦。”老罗说。
“按照中国移动给出的反馈，锤子是所有市面安卓机里运行最稳定、最不容易死机的，这是真正的实力。这些外界不知道，我们也不需要他们知道。在市场上营销必须有一两个集中火力的点，如果我们这个点是——稳定，那别人只会觉得你是一个无趣的书呆子。”
从T1到坚果，老罗像一个成熟的企业家那样去思考与复盘——定期开会，反复检讨。T1品控有问题，于是从大企业挖来生产主管；线上渠道合作不畅，今年开始听从电商的建议，在意合作方式和背后的逻辑；线下渠道去年为零，于是接触并启动线下合作商；T1供应链有问题，搞定供应链，走量做坚果；发现操作系统比硬件更有黏性，所以，做便宜手机势在必行；通过制造话题来延续产品生命，发布“文青版”坚果。
阿里巴巴集团的一位高层人士今年和老罗见面谈合作，事后将他形容为一个内向而敏感的小动物。
一位接近老罗的人士告诉记者，企业家老罗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产品上向工匠精神靠拢，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流派的代表；二是在精神上压抑自己而服务别人。
“他的自我其实很小，所以当他强迫自己从这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转变的时候，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痛苦和纠结。”上述人士说。
对于一家估值30亿元人民币的创业公司而言，锤子还远没有成功，但它活下来了，并且用两年时间从无到有建立起了一个品牌。“假如我们树立了一个产品要有情怀，要有工匠精神的价值观，那这个价值要比公司本身的商业价值更大，公司成败与否这个价值都留给了社会。”钱晨说。
但现实是，T1推出时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还大有机会，而今年坚果手机发布时已是红海。按照老罗的设想，坚果手机过百万销量不亏损，200万销量有盈利。从今年天猫“双十一”手机厂商销量排行榜中可以看到，锤子排名第十，业界预计其销量不会高于10万台。一位锤子内部人士透露，坚果销量目前大概在“几十万级别”。
“现在899元的价格都在卖什么手机？”一位小米员工用手敲了敲桌上新发布的红米note3，“全金属机身＋指纹识别。而坚果呢？塑料背壳。”另外，今年魅族早于坚果推出了699元魅蓝，三个月内出货量突破了500万。
摩托罗拉的伟大在于它把功能机推向了全世界，苹果是把一个好的产品推到了你手中，小米的成功在于它把中国智能手机普及化了，用互联网思维去做手机，这是小米的创新。如果老罗的梦想是把锤子打造成一家伟大的公司，而不仅仅是中国的苹果，他需要找到除了设计、情怀和价值观之外，更多安生立命、存在的意义。
iPhone一代大卖时，苹果首席设计官Jony Ive曾说：“销售数字的确说明我们的东西不错，但此外，我觉得史蒂夫感到他证明了自己。这很重要，不是说证明了‘我是对的’或‘看，我就说吧’，而是证明人性值得信任。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人们确实能辨认出真正的品质，而且他们重视品质。很多人并不相信这点。”
人性是值得信任的——至少老罗坚信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