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左璇
2015年12月1日到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非洲的津巴布韦和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并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会见了13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南非也成为习近平上任后第一个进行了两次国事访问的国家。
高层频繁交往显示非洲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意义。近年来非洲（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经济增速显著，据世界银行统计和预测，2014年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GDP增长4.6％，2015年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和埃博拉病毒肆虐的情势下，增长率仍有望达3.7％；2016年和2017年的增速或将回升为4.4％和4.8％，仅次于名列世界首位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速。
非洲国家与中国在发展阶段和模式上具有大量相似性，最显著的特点是人口增长迅速和快速的城市化。联合国等机构预测，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从今年的12亿增至25亿，城市面积将由2010年的36％增加到2030年的50％。
相似性带来了非洲国家与中国在经济交往中的互补优势。非洲释放人口红利，正好对接中国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求；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是基建产品、技术和资本输出的主要国家；非洲人均GDP不高，对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有巨大需求；在农业上，非洲耕地面积大，气候条件好，有望缓解中国人均耕地不足的困扰。
正因如此，在首次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后的15年间，中非贸易额由100亿美元跃升到2200亿美元，中国对非投资额也从5亿美元跃升到近300亿美元，在非投资兴业的中国企业从300家发展为超过3000家。
不过，这些亮眼数据背后是否意味着中非双方彼此满足了对方对发展的真正渴求？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否可持续？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0％。惠誉旗下BMI研究机构非洲研究负责人博桑（Francesca Beausang）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减速、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是造成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BMI预测中国GDP增速在2016年－2020年将维持在5.9％左右，减速的增长将制约中国投资者（特别是私人投资）对非洲的兴趣。
中资企业、非洲的NGO以及学者对中非经济往来发展模式的各种忧虑已然显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所所长徐伟忠表示，中国对非洲贸易额和投资额的比率大约为7∶1，相比之下欧美国家的比率约为2∶1，“这是一种严重失衡和扭曲的结构，现在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
既有模式遇阻？
目前中非经济往来的主要动力来自货物贸易和工程承包两大领域。非洲已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海外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2014年，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总额中，非洲的份额占到近四成。
在超过200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中，原油、原材料等自然资源占总额的80％左右。非洲国家普遍缺乏资金，一种常见的做法是中国通过承包项目和提供资金换来非洲的自然资源，即所谓的“安哥拉模式”。不过这种模式近年来由于大宗商品和石油价格持续低迷，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2015年6月，安哥拉总统在访问期间要求延期两年偿还中国的债务，据估计中国自2003年以来约向安哥拉提供了200亿美元的石油支持贷款。
徐伟忠对《财经》记者表示，随着中国对非洲经济更多的介入，融资风险越来越大，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冲击最大的是工程承包企业，非洲国家普遍财政吃紧，中国企业扎堆工程承包在未来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中国对非洲投资的额度相对较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约为260亿美元，仅占非洲大陆接受外资直接投资总额的约3％，位居法国、英国、美国以及南非之后。
中非的货物贸易尽管量级巨大，但是一买一卖的买卖很难与当地经济进一步融合；工程承包所能创造的长期稳定的就业机会也有限。随着人口快速增长，适龄工作的年轻人在非洲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联合国和世行的数据显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62％的人口为25岁以下，15岁到29岁适龄工作的年轻人约2.41亿，占总人口的28％，年轻人失业率占到该地区总失业率的近60％，到2025年该数字将增加到4.36亿，2050年达到6.50亿。失业率高企正在成为非洲政府头疼的问题，急需吸引外来投资来发展当地的产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华商研究中心主任康荣平认为，既有模式的直接结果是中国并没有带动非洲服务业和制造业往前发展，反而由于“中国制造”过于价廉物美，使非洲一些国家产生依赖，制约了本土产业的发展。有报告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南部非洲大约有一半的制造业市场被中国人占领。以中国在尼日利亚投资的制鞋业为例：几乎所有的主料、辅料、设备都依靠从中国进口，仅仅在那里生产加工，然后运往发达市场销售。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石化曾驻苏丹和尼日利亚的管理人员表示，中资企业在非洲的中层管理人员主要是中国的技术人员，对当地劳动力的技术和管理培养不足，提供的职位也大多为低薪职位。
中非惯有的经贸合作模式遭遇瓶颈已经引起中国高层的关注。习近平在本次中非论坛中提出“十大合作计划”，其中包括推进非洲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破解基础设施滞后和人才不足，帮助非洲国家构建工业化、粮食安全和公共卫生防控三大体系，推动从一般贸易向产能合作升级，从工程承包向投资经营升级。同时，中国还承诺提供包括50亿美元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350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以及出口信贷额度，总计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博桑对《财经》记者指出，本届中非合作论坛与之前的五届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弱化了自然资源在经济合作和投资中的地位；此外从2006年的50亿美元，到2012年的200亿美元，直至600亿美元，大幅加码的援助也说明中国政府对非洲长期发展潜力已有判断。
然而，中国的援助难以满足非洲的海量需求。据非洲发展银行估计，未来五年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缺口高达每年1000亿美元，公路系统无法抵达34％的人口，整个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总供电能力和韩国相当，仅有31.8％的人口有电力供应。如何将有限的资金落脚于实质性的经贸关系转型而不是缓解一时之需，让受援国产生对资金的依赖？
《财经》记者采访到的多位业内人士均提到应该多元化中非经贸关系，去除由于外资强势介入而对本土产业产生的抑制因素，尤其是要促进非洲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创造工作机会、解决就业问题。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举例说，在非洲各地的中国超市总是以低廉的价格挤垮当地的零售业，何不换种思路做总批发商，将以往的“零和游戏”变成“正和游戏”。
保障体制待补
投资对于当地安全和经商环境的要求更高，而在常规和非常规风险高发的非洲，中国的保障体制还欠完善。
首当其冲的就是恐怖主义。2015年11月22日，非洲马里的恐怖组织“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袭击了位于首都巴马科的丽笙酒店，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中国铁建赴马里洽谈合作项目的3名高管。据《2015年恐怖主义指数》报告统计，宣布效忠IS的尼日利亚恐怖组织“博科圣地”在2014年造成6644人丧生，甚至高于IS制造的伤亡。
另外就是同业之间的竞争，尤其是低端制造业走出去与当地产业发生碰撞，在一些国家刺激了民粹主义的崛起。2014年底，马达加斯加西部一家中资糖厂多次受到暴力袭击，一些临时雇佣的当地工人由于工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对企业员工大打出手，最后工厂不得不撤出全部中国员工。在莱索托，中国企业抢占市场引起当地商户的不满，针对中国人的绑架、暗杀时有发生，一些在野政党还将反华内容写入党纲。在南非、安哥拉等地还发现不少针对华人的有组织犯罪，实际上是由华人内斗造成的。
徐伟忠认为就非洲目前居住的大约100万左右华人来说，由于安全造成的风险案例所占比例并不算高，但是这些案件暴露出来的安全隐患值得关注。
非洲各个国家的安全局势差别很大，欧美公司在进入非洲市场前，一般会聘请风险评估公司具体进行评估，取得初步结果后雇佣保险公司对资产进行投保，在一些高风险的地区，还会雇佣私人安保公司加强防护。相关研究显示，欧美企业通常会拿出利润的1％左右投入到风险防控，而中国企业这方面的投入只有0.02％。
与恐怖袭击和治安相比，对企业运营更大的威胁来自日常经营所必须面对的金融动荡、政策不稳定以及法律纠纷。2014年以来，欧美多国退出量化宽松，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因素导致非洲国家货币贬值，让不少中资企业叫苦连连，据一些企业反映，这一因素带来的亏损占到今年总体亏损的40％－50％。
中国在非洲进行的投资大多数单打独斗，未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因此遭遇了已在那里耕耘多年的欧美国家的强烈干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所所长助理黎文涛介绍说，他们在走访一些非洲国家时听到对方抱怨，在接受中国援助贷款项目时，由于面临IMF等机构的压力而不敢接受贷款。
更多的投资活动意味着更复杂的法律问题，但在中非经贸关系中明确的法律框架还比较欠缺。中国与他国或地区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约有103个，在非洲仅有18个，在签订的100多个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中非洲仅有13个。相比之下，德国与非洲有42个生效的双边投资协定以及3个签订还未生效的协定。
双边投资协定及免税协议以互惠互利为基础，对于不少非洲国家来说，对中国投资要远少于中国对该国的投资，签订协议所能带来的实质好处有限，构建投资或贸易协定的积极性也就不高。
黎文涛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在完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构建安全网等平台层面多下功夫，才能为中非经济往来转型到更可持续的模式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