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改革千头万绪，需要找到一个关键突破口。具体到供给侧改革，其关键是盘活存量，而资本市场显然是盘活存量不可或缺的平台。人们不能因为股灾的发生就否定资本市场的功能，而只能在对资本市场进行功能修复和制度优化的基础上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建设，令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近20年前的上一轮中国去产能不乏行政手段介入，关停并转也成为主要方式，虽然成效显著，但副作用也不小。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重组为主要手段。这一方面是考虑到关停并转的负面作用和冲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环境和结构与20年前相比也有很大变化。20年的中国经济含有较多的国有和乡镇企业成分，关停并转比较容易落到实处。如今造成产能过剩的市场主体中有相当多一部分是民营企业，直接诉诸于行政手段的关停并转缺乏正当性，通过金融手段促使其破产清盘当然不失为一条出路，但考虑到金融系统性风险问题，如果能通过市场化兼并重组将其存量资产置换出来，显然更为理想，而此一目标的实现自然离不开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

国企改革的推进同样也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平台作用和规范效应。新世纪初期国企改革的正当性之争，归根结底是因为不公开不透明导致的程序失范，进而引发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因此，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和法治化进程，让国有产权进场交易，保障国企改革的公开公正进行，才能确保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

此外，在当前去产能背景下对实业进行重组的过程中，人们一方面担心权贵垄断金融资本对实业的不当把持，另一方面也担心重组过程中资本炒作行为，不仅不利于消化置换存量资产泡沫，进而将其分流到新兴行业形成新的有效投资，反而会诱导社会资金参与新一轮资本狂欢并制造新的泡沫。

眼下围绕宝能万科之争台前幕后的种种讯息表明，这种担心有其合理性，不能一概斥之为民粹主义。而化解相关民粹主义的利器则是将相关并购交易通过资本市场公开进行，如此则资金来源便于监管，各利益相关方进退也相对透明以正视听，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在此过程中也将得到有力推进。与其奢谈赦免原罪，不如在资本的阳光化运作中进行消毒灭菌。

当前旨在解决房地产库存问题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同样需要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来加以支持。房地产去库存和农民工市民化并不会简单直接挂钩，中间需要一系列的金融安排，不论是住房购买行为本身，还是住房资产的持有和经营，都离不开资本市场的配合，其中资产证券化更是关键一环。综合考量农民工巨大的住房需求、有限的首付财力和可持续的创收能力，以及房地产行业规模巨大的存量泡沫和呆坏账缠身的银行体系的放贷意欲，中国应该考虑在趋利避害的基础上借鉴美国的“房地美”、“房利美”和住宅资产证券化模式，同时围绕房地产的存量和增量做文章，才能有效应对房地产去库存压力，既要化解当前可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又要避免透支未来的金融资源投放能力。

考虑到现阶段难以避免的农民工就业地和购房地的错配，为进一步提高其购房意欲，一方面需要在就业地集中的大城市为其提供公租房资源，另一方面需要考虑为其在中小城市购买房屋的阶段性空置做出安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鼓励专业的投资机构来持有和运营住房资源，就有这方面的考量。而这些涉及住房资源的跨地域乃至代际流转，都离不开资产证券化等工具来加以落实。

此外，围绕农民工市民化所产生的巨大市政和公共资源的配套需求，都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考虑到地方债重压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这些资金的筹措和PPP及BOT模式的展开，都离不开一个高效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建设。

总之，只有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工具和平台效应，才能求得房地产去库存的短期压力和农民工市民化的长期需求间的平衡与双赢。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可能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到了资本市场的增量效应，把工作重点放在通过资本市场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资金方面，而对资本市场在化解存量泡沫，盘活存量资产方面的功能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实践将证明，只有双管齐下，同时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增量供给和存量置换两方面的功能，才能有效化解经济的下行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平稳运行，使中国经济早日进入健康的新常态阶段。这就需要相关各方集中精力以推进资本市场建设和制度完善为改革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