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隆基/文

“深层结构”是指一个文化不曾变动的层次，它是相对“表层结构”而言的。在一个文化的表面层次上，自然是有变动的，而且变动往往是常态。“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关系，只要举一两个实例就能说明。

例如，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亦即是一股趋向无限的权力意志，因此，任何“变动”都导致不断超越与不断进步。这股趋向无限的权力意志既表现在“个人”是一个不断开展过程的设计中，也表现在征服海洋、征服太空这类不承认空间有局限的意向中。

因此，这些不断开展、不断超越、不断进步的现象只是肯定了“深层结构”中的那个不变的意向，那就是：“不断追求变动，而变动又总是导向超越与进步。”如果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向开始背离这项原则，那么，它的“深层结构”，就开始被“非结构化”。

至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则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我们在以后将详细指出：中国人的“良知系统”在个人身上造成的意向是“安身”与“安心”，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则导向“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安定团结”，而其政治之意向亦为“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

换言之，就是维持整个结构之平稳与不变。因此，在“表层结构”中尽可以出现变动，但是，任何“变动”总不能导致进步与超越。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动”都只可能是一次“乱”——事实上，中国人总是“动”与“乱”连称，成为“动乱”一词——而每一次“动乱”都是使“深层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少。

中国历代的农民战争其实都是“动乱”，因此并不能用西方阶级斗争史的模式去硬套，将它们说成是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事实上，循环不息的农民战争是使中国的社会越来越平均的因素。这种越来越“太平”的倾向使社会朝着更为支离破碎、一盘散沙的方向发展。于是，社会就越来越需要国家去组织它。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的平均主义与统治者的专制主义是互相配合的，如果中国文化说得上是人类史上最牢固的保守主义，那么，中国老百姓与统治者的这种完美无间的配合可以说是人类史上最成功的阶级合作主义——其共同效果则为维系结构之不变。这种“阶级合作主义”有时甚至可以集中表现在一个人身上——例如，出身卑贱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夺得天下后，就将江南的大户几乎一口气杀光。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平均主义与专制主义是互相提携、双轨并进的。 在中唐以前，还有士族地主，而中国的专制主义亦未趋完善。到了宋代，士族地主基本上消失，中国社会变成国粹派学究津津乐道的“平民社会”，国家举办的科举取士变成了唯一晋身之阶，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化也朝前发展了一大步。

到了明清时代，中国式的专制主义可以说是达到了传统水平的完善状态；而到了帝制晚期，社会上亦基本呈现如孙中山所说的“只有大贫小贫之分”。但是，孙中山提议的救中国的方案，却仍然是“平均地权”以及“节制资本”（亦即是由国家去发展实业）。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更将这种平均主义与国家集权向前推进一大步——不只是连“大贫小贫之分”，也被土地改革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所平均，变成人人一样的“铁饭碗”制度；国家整体，在组织与集权方面，也因为国有化的措施而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但是，在“表层结构”上，谁都不能否定中国曾经历了一次社会大变革，以及生产方式的大革命。在主观意志上，中国执政者亦尝试通过马列主义将西方文化的动态的“目的”意向性注入中国，希望能打破亘古不变的局面。但是，“不断革命”施行的结果，却仍然是制造了“乱”，而且，更将平均主义与集权主义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峰。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动”都不是一次“进步”，而是一场“乱”。到了现代，“革命”似乎在“表层结构”上促成了社会结构与生产方式的变动，但是，在“深层结构”的意义上，却是在“天下大乱”之后对结构稳定（亦即是“大一统”与“天下大治”）的重新回归，而且，因为平均主义与专制主义倾向的深化，使“深层结构”的形态更为趋于稳定，趋于不变。

既然中国历史上任何“表层结构”意义的变动都是使“深层结构”越来越没有变化的因素，因此，由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来的“深层结构”遂表现为一个“超稳定体系”的形态。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孙隆基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本文摘自该书导论，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