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明仁/文
在戴蒙德（Jared Diamond）教授亲自主持、依其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制播的影片中，一开头戴蒙德的新几内亚朋友就问他：“为什么白人有这么多好物，而我们新几内亚人这么少？”
这个问题乍听之下平淡无奇，但却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长期经济成长与发展的来源到底是什么？1000年前，世界各地人的生活水平并未有太大的差异，为什么1000年后，美国人的所得是阿富汗人的50倍？而非洲大部分国家每人平均国民所得都不超过1000美元？是因为工业革命吗？那为什么它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或非洲？国家要如何才能持续地发展？怎样的国家会走向衰败？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曾说：“一旦开始思考经济成长的起源，你就很难再想别的问题了！”
地理环境决定一切？
戴蒙德在他的书中提供了一个简洁有力的答案：“地理环境决定了一切。”9000年前，幸运住在肥沃地区的人们，从采集进入了农耕，并且学会了种植与驯化如马、猪等野生动物，农业生产力增加的结果，让人类有更多精力发展更复杂的文化、技术与社会结构。而欧亚大陆的横向连结，有别于美洲或非洲大陆的纵向连结，因不需横跨不同纬度（因此没有气候适应的问题），也让整个交流（不论是贸易、战争、技术或疾病及其抵抗力）与发展相对容易。这个一开始的起点优势经过长时期的正向循环不断累积后，到15世纪，已经足以支持欧亚以枪炮与病菌殖民美洲与非洲，开展500年的霸权，而这一切都是一开始的地理环境造成的。
这个理论看来非常吸引人，一些学者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沙克斯也持相同看法，但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过去500年来欧洲的发展领先亚洲？而许多地理文化环境几乎完全相同的地方，如南北朝鲜，甚至美墨边境上仅一墙之隔的两个小城镇，在今天的发展却如此不同？”问题在于制度。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以两人15年来共同研究的成果，回答了这个问题：不是地理环境，而是制度——是我们如何组织社会来生产并分配资源的制度过程，决定了我们今天是否繁荣昌盛。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决定国家走向兴盛或衰败的最大原因。若能在经济上致力于保护财产权、制定不因人而异的游戏规则、鼓励资源往新科技方向投资；并且在政治上广泛分配权力、建立制衡并鼓励多元思想，国家就能持续发展。反之，国家若被只想攫取资源的少数政治精英把持，则必然走向衰败。
两人在《国家为何失败》一书中将此二者定义为广纳型（inclusive）和榨取型（extractive）制度。作者即以这两个概念贯穿全书，讨论社会科学中最重要也困难的问题之一：什么原因决定了国家的制度选择？这个选择的长期后果又是什么？
书中列举出许多历史实例来反复阐述这组核心概念。两人论证 “广纳型的经济制度” 会与“民主且重视多元价值的广纳型制度”形成良性循环、相互支持。书中以英国光荣革命为例，从以议会为主要政治权力运作场域开始，经过代表社会各个势力相互制衡的动态政治过程之后，形成了广纳性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良性循环，也对日后工业革命的诞生及英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反之，“榨取型的政治制度”则会与“榨取型的经济制度”相互唱和，形成恶性循环，即使短期之内会有经济成长，但必然无法持续。
另外，这些制度的影响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整理400年前非洲黑奴买卖运送的资料发现，“当年”输出越多奴隶的地区，“现在”的经济发展越差。或许有人会问：“说不定此相关是因为越贫穷地区输出越多奴隶的缘故”，但其实正好相反──奴隶输出是与该地区跟港口的距离有关（以经济学术语来说，即是以港口距离作为工具变数）。依照他的估计，如果当年没有奴隶贸易，非洲现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会缩小70％。另外，由于当时黑奴大部分是被亲友或他族拐骗强掳，因此时至今日，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也受到当年奴隶交易的影响。戴尔则是以西班牙殖民秘鲁境内时所实行的原住民强迫奴役制度两边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都仍然有不小的差异。
此外，他们在书中也从许多面向来讨论制度是如何形成。其中包括：在国家面临十字路口时，些微的差异可能就会导致不同的抉择。透过蝴蝶效应，数百年后两国样貌就会大不相同。而有丰沛自然资源的国家，有时也会受到恩赐的诅咒。更重要的是，政治精英在发展过程中，经常扮演的是阻力角色。
而这些论点，其实也是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与联合国和其他非营利组织该如何协助贫穷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些学者如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就抱怨：现在有太多的研究能量花在西方能提供协助的小事上，比如要发放多少蚊帐来防治疟疾？发放多少保险套来防范艾滋病？发多少免费课本来增加教育程度？但对于更重要的大问题研究却相对稀少。我们或许该问：是什么样的制度让这个国家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哪一些制度改革可以改变该地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源分配的方式，那再多的援助不但无济于事，也有可能带来反效果。事实上，努恩和耶鲁大学的钱楠筠（Nancy Qian）就发现，“粮食援助”反而会使非洲发生内战的几率增加。
严谨学术研究结果支撑的论点
不过，有挑剔习惯或社会科学背景的读者或许会抱怨，许多例子虽然有趣且引用得宜，但不免让人有事后合理化之感：既然广纳是好的，那现在发展好的地方，其制度结构一定就是广纳型的，也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开始广纳型制度的历史起始点，反之亦然。会让人有此感觉是因为这本书主要设定的是一般读者群，因此，将枯燥且复杂的统计结果或数学模型推论直接跳过，但书中的结论都是经同侪激烈争辩、审查后出版的严谨学术成果，而这些过程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将作者的循环论证减到最低。我在此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首先让我们来细读两人在2001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重要文章──《比较发展的殖民缘起：一个实证研究》，这是他俩一开始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这一系列文献的重要起点。在这篇文章中，他们首先问道：
许多学者都已有共识，重视财产权保护、实施较少效率扭曲的政策，以及有较佳政治制度设计的国家，会借由将资源更有效率地投注在人力资源、实体资本和基础建设的改善上，持续地推动经济发展；而直接观察世界各国的数据，的确可以发现“财产权保护指标”与“每人平均国民所得”之间是有正相关的。看起来理论与数据相互契合，结论也是我们所乐见的，那到底有什么好担心的？
然而，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都会告诉你：“相关不等于因果”，财产权保护与国民所得的正相关不代表改善财产权就会增加经济成长。苹果橘子经济学中提到“警察越多的地方犯罪率越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建立并维系一个好的财产权制度，是需要投入许多资源的，因此，制度与国民所得之间的正向关系，有可能只是富裕国家较有资源负担较佳的制度而已。另外，也有可能是这些国家在其他条件上的不同（比如人民较为勤奋正直，或天然资源丰富），同时让制度变好以及所得增加所致。此即是所谓的反向因果关系与遗漏变量，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上述的观察就只是虚假相关而已。
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内生性问题”，而解决之道即是找到一个只会透过改变制度来影响国民所得的“工具变数”。读者可以想象，上帝站在地球仪前面替每个国家掷铜板，正面就给好制度，反面则反之，这样的随机实验就可以保证观察到的制度与所得的相关，一定是“因果”。现实世界中的确存在这类似上帝之手的工具变量，但并不好找。
两位作者最大贡献在于：他们以“欧洲移民在殖民地的死亡率”作为工具变数，成功地解决了内生性的问题。他们发现，在疟疾与黄热病越猖獗之处，由于欧洲人越难在该地移民扎根，因此越容易设计一个榨取式的殖民体系，将重心放在如何将殖民地资源提取为母国所用；反之若死亡率低，较易落地生根，因此也就较容易将母国较好的财产保护、分立制衡的制度移植过来。即使是在殖民地独立后，新兴起的本地政治精英也会因为改变制度成本太大，或者是本来在殖民政权下就已经与原来制度发展出一套共生共利的关系，而直接接收原本制度，这种路径相依的特性，使得当时设立的制度持续存在，对今天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而这里所谓的“殖民地死亡率”就是一个绝佳的工具变量。
同时，另一篇文章《西方为何让更多民众可以投票》则从政治精英和民众间的策略性互动，来研究投票权（民主）如何产生，以及其后果为何。这虽然是一篇相对复杂的数学模型论文，但结论却是相对直觉：政治精英之所以愿意开启政治改革释放权力，并不是因为爱护人民，而是因为害怕社会不满情绪蔓延，造成动荡甚至革命，进而损及他们利益的缘故。
那为什么结果不是在不改变现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重新分配？比如不释出投票权，但答应每人每年加发十公斤猪肉？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承诺是不可信的：一旦示威群众从广场散去，要再集结起来就几乎不可能，掌权者当然也就不必信守承诺了。倒推回来，群众就必须坚持下去，直至合理可信的安排出现为止。而当政治制度将更多人纳进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时，广纳式的安排也就增加重新分配政策出现的几率，并减少社会的不平等。
除了计量分析的严谨，大量的历史资料与旁征博引的史实，更让人佩服两位作者的写作功力。当讨论到殖民地死亡率的问题时，他们就举了两个有趣的例子：第一个是17世纪的一批宗教移民，在最后关头只剩两地的决选名单中放弃了圭亚那，选择了另一个死亡率较低之处；第二个则是1785年英国的博尚委员会，本来考虑要将罪犯运至西非冈比亚，最后也是因该地死亡率“连对罪犯来说都太高”而作罢。
读者或许会好奇：接下来历史如何发展呢？那一批清教徒最后落脚在麻州东岸的普利茅斯，而英国罪犯，则被送到澳大利亚。而当讨论到投票权如何扩张，作者也以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的政治史加以佐证，能同时将理论、实证以及历史事实加以结合论证结果，不仅是在经济学界，甚至在整个社会科学界都非常罕见。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看法
使用这个概念，两位作者也对目前流行的中国崛起论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本质上仍是一个榨取型体制。改革初期的高速经济成长，有一部分是由于将诱因结构引进原来完全无效率的生产制度，因此，将整个中国原来完全错置的资源“归位”所产生的。另一部分则是因短期内快速引进了最有效率的生产技术取代原有低生产力技术而来。因此一开始的高经济成长率，是在基期很低的情况下算出来的。而近期的经济成长，有部分是由于政府独占大量的经济资本，因此可以借由在短时间内移动大规模的资源到某些部门来实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拥有审批权与选择性执法权力的政治精英，趁机攫取了大部分的经济租可能成为最大受益者。
另一个他们对中国发展不表乐观的理由，则是来自于熊彼得“创造性的破坏”的概念。此概念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经常是不连续的——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人冒险成功，导致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这个新生产技术会将旧技术彻底淘汰，而这比起在原有的技术上做小规模的改良，是更能够增进生产力的。但创造性破坏只能在广纳型制度下才有办法被孕育——想象依靠旧技术获利的政治精英，怎么可能不运用各种力量去打压威胁他们既得利益的点子。因此，中国只能山寨既有的技术，无法在自己的制度下透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发展出取代旧做法的新技术，这样很容易就会达到经济学上所谓边际产值递减的状态，无法再继续支持经济成长。这同时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对某些人宣称中国已经找到结合“政治控制与经济成长”的神奇处方这个说法不买账的缘故。
两人个性背景迥异互补恰到好处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两人所代表的，其实是汲取历史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型的养分、以统计方法结合历史数据、使用国家层级数据为分析对象、并借由历史的自然实验为切入点的历史与经济发展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记得十几年前第一次在芝加哥大学贝克教授的应用个体研讨会见到阿西莫格鲁教授时，大家还对这种角度有许多疑虑，但经过这些年两人的努力，这样的手法已经被许多人接受了。
阿西莫格鲁成长于伊斯坦堡，25岁（1992年）就拿到伦敦政经学院博士并留校任教，来年即被MIT挖角至今，是公认的多产且跨领域（经济成长、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领域）的天才型学者。2005年获得克拉克奖时，哈佛的曼昆还开玩笑地说：“阿西莫格鲁，是时候让你的秘密双胞胎出来了！”
阿西莫格鲁曾提到，其实在高中修习经济学时，他就已经对世界各国为什么发展如此不同产生极大兴趣。再加上成长过程中经历过土耳其的军事统治，更是让他选择以政治制度角度切入的重要理由。而不论是上课或在会议上报告。他曾在美国国民经济局一场以“中国经济何处去”为题的演讲中，援引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者错误预测苏联经济会在八十年代超越美国的往事，把大家对中国经济成长的迷思，以本书的论点加以一一反驳。这样不和稀泥、据理力争、捍卫自己的论点，也是成就一位好学者的重要特质。
罗宾逊的父亲则是英国派驻殖民地的官员，从小跟父亲住过加纳、阿尔及利亚，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地。这个特殊的童年经验，显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为什么这里人的生活与我如此不同”的疑问。而2012年秋季我旁听了他与努恩合开的比较历史的经济发展课程，也更亲炙其教学魅力。他不但上起课来博学多闻，随手拈来的史实与所要论证的观点环环相扣，而且经济、政治、社会学家的观点，在他手上玩弄起来也是那么轻松自然。更重要的是他一点也没有架子，总是耐心听完学生们的想法，再一一与其讨论。对于他不喜欢的论点，也仅会以诙谐带点嘲讽的方式加以评论；而对于尖酸批评他们的观点，他也不会如某些没有安全感的学者，以侵略性的言语加以反驳，顶多只是淡淡地说：“嗯，但这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展现出一派轻松写意的英国绅士魅力与气度。
针对一般读者而写的科普书籍，市面上并不少见，但能将背后有扎实推论基础的学术研究成果，转换成一般大众可以阅读作品的学者并不多见。《国家为何失败》一书与《苹果橘子经济学》大概是过去几年来，在可读性与严谨度上最好的两本书。而这本书的出版，也让他们在非学术圈的名声越来越大。
不过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正值学术能量高峰的两人，仍坚守在学术岗位上持续创作。他们这两年也共同发表了如《法国大革命的长期制度影响》《纳粹大屠杀对苏联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家选择何种经济制度较为有利》等多篇论文。罗宾逊甚至还到哥伦比亚研究当地军阀如何形成治理制度，并与其他军阀和政府之间相互竞争的过程。其实，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制度的起源，长期影响以及演变、及与其他经济社会状况间的互动，仍有许多未解的难题。以两人的研究能量，在不久的将来，肯定能够再看到下一本类似的作品。
作者为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