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800多天筹备，2016年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正式开业。筹备期广受各方赞誉，许多国家在此进程中消除了诸多疑虑，接下来，对亚投行更大的检验是能否将纸面文件中确立的原则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

头绪繁复，百端待举。组建专业团队、建立规章制度、制定贷款战略、启动信用评级工作并开展项目运营等等，各项事宜亟待展开。

但在亚投行行长金立群看来，在开创阶段最为重要的是确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实行现代企业的观念、文化和公司治理，“一旦建立起良好的企业文化，严格执行公司治理架构，这个银行在今后几十年的发展就不会遇到大挫折”。

在正式开业前夕，金立群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就亚投行的治理理念、组织架构和运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谈。

世界银行前驻中国代表杜大伟（David Dollar）曾撰文表示，近些年发展中国家不愿借助多边机构来为其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机构为确保项目的安全过于规避风险和官僚化，并认为这是亚投行能获得广泛支持的一个原因。

金立群曾担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主管世界银行对中国贷款的准备和谈判工作，此后还出任亚洲开发银行常务副行长，这些经历让他深谙现有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游戏规则和机制缺陷。因此，亚投行在机制设计方面多有创新，例如不设常驻董事会，实行行业管理，所有员工实行合同制等等，主旨是做到精干、提高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这是结合现有国际多边机构和私营部门的经营设计出来的。”金立群对《财经》记者表示。

亚投行自倡议提出以后，曾被有些国家质疑“是中国的外交工具”，这一问题也自然被记者再次提出。金立群回应称：“不需要回避中国在亚投行发挥大的作用，就应该发挥大的作用，只要是通过理事会和董事会，通过公司治理的正常方式。”

他同时指出，美国作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大股东，对这些机构的影响都是在其治理框架下进行的，“这应该是一个根本原则”。

确保盈利的重要三点

《财经》：对任何多边组织而言，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是主要挑战。亚投行将重点投资亚洲的基础设施，尤其对低收入国家也会有所照顾。这样如何保证收益率？

金立群：一个多边开发机构不可能去追逐利润最大化，但必须要盈利，否则就无法持续。现在评级机构对多边开发机构主要看两点，一是机构大股东对银行的支持；二是机构本身的财政健康状况。

从我们自身来讲，必须要做到两点。第一，要尽可能节约成本和开支，要精干，没有冗员。降低成本意味着减轻借款国家的负担，也可提高我们的财务能力。

第二，要高效，一个项目若拖拉至两三年，甚至是四五年，对借款国家而言是巨大的成本，对我们亦是。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通过良好的业绩来赢得资本市场对我们的信赖，降低融资成本。以较低的融资成本，较低的经营成本，再加上高效率的工作，就能够使这个机构具有可持续的发展能力。

《财经》：融资成本方面，评级级别对于一个初始的多边金融机构来说非常重要。近期您已经在纽约、伦敦等地与评级机构进行过沟通和磋商，他们对亚投行有着怎样的判断？

金立群：我们还没有正式启动评级程序，财务团队建立后会与评级机构进行正式接触，但是我已经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进行过多次沟通，主要目的是要让他们了解亚投行的理念、治理、运营等各方面问题。

我希望亚投行得到公正的对待。首先，非常重要的是股东是否全力支持这个机构。在实缴资本和待缴资本方面，亚投行的实缴比例达到20％，超过绝大多数现有多边机构；中国拥有近30％的股权，亚投行又是由中国发起创办的，中国义不容辞地全力支持，此外还有英德法等欧洲大国的参与，将来还会有更多国家加入。从股东结构来看，亚投行的实力是非常雄厚的。

另外一点是，这个银行能否很好地运营。按照设想的运作方式我们是最精干的，亚投行不会在总部之外设立很多代表处，因为这会带来人员的重复。我们实行业务条线的管理方式，是“条条”，而不是“框框”。

如果评级机构能够公正地对待我们，亚投行应当享受最高的评级。假定不能得到公正的评级，也仍有后路——中国的资本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力。这方面我不担心。

打破责任真空

《财经》：想要保持多边机构的可持续，项目的选择和进行非常重要。亚投行从项目的选择、评估到最后落地，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金立群：从提供资金支持来讲，不外乎贷款、股权投资、担保，今后可能也会开发一些比较灵活的融资方式。

亚投行项目不会完全局限在绿地项目，也会涉足一些在建项目。在项目评估中，只要借款国家有需求，不管项目处于哪个阶段，只要对该国的发展有益，我们都可以介入。这样就很难谈具体的时间。

一般来说，做一个项目，一年之内是要完成的，有的可能还会更快一些。如果是非常复杂的项目，当然也会更长一些。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但希望能有一个原则，争取以最短时间完成。

《财经》：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的杜大伟（David Dollar）指出，不论是亚行还是世行在评估项目时都过于规避风险，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风险不可避免，这两者如何平衡？

金立群：风险确实是应该要注意的，因为如环境、大量移民等问题如果不处理好，不仅会影响开发机构的声誉，影响到这个项目的顺利完成，还会给所在国家的发展带来负担。

很多人有疑虑，关键在于在此过程中是否透明，补偿是否合理。这些是需要与项目所在国家进行充分探讨的问题，此外也可以参照发达国家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的一些经验。

另有一些拖沓问题则是机构内部的官僚作风所致。我亲身经历过，不是项目本身有问题，而是围绕一个项目相关部门之间的扯皮，让项目久拖不决。这是我们应该防止的。

《财经》：针对现有机构的问题，亚投行的机构设置进行了一些改良，最大的一点就是取消常驻董事会。在这样的架构下，如何保证决策的质量？

金立群：与现有多边开发机构不同，亚投行不设常驻董事会。这种模式相当于私营部门的结构，董事会制定政策、方向，管理部门负责日常运营，那么管理部门就必须负责，权责要平衡。现有机构的最大问题是执行董事会既制定政策又批准项目，项目出现问题无人负责。

我认为这是多边发展机构70多年来一直存在的责任真空，也应该是亚投行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设计的方案是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这是结合现有国际多边机构和私营部门的经营设计出来的。

私人参与方式可多样化

《财经》：亚投行致力于担当连接私营部门的桥梁，撬动私人投资，但基础设施投资时间和回报周期较长，如何平衡发展经济的雄心和私营部门的商业逻辑？

金立群：世界银行有国际金融公司（IFC）专门从事私营部门业务，亚行有一个局专门负责私营部门项目。可以说国际多边机构多年来一直在推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

我们的区别在于，亚投行没有单设机构负责私营部门业务，项目无论是政府担保还是私营部门参与，都由项目局进行项目评估，其性质不影响评估结果，只是运行时条件不同。这也是出于精简考虑。

《财经》：您如何说服私营部门来投资这种投资周期长、回报相对较低的项目？

金立群：私营部门关注两大问题：第一是回报，第二是期限。基础设施项目很难有高回报，只能说是合理的回报。私营部门是否愿意进入基础设施，是否愿意接受较低回报，答案都是“是的”。因为私营部门需要分散投资，既需要高风险、高回报率的项目，也需要比较稳健，但收益不那么高的项目。

私营部门虽有意愿，但难以独自撑起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我们的想法是由国际多边机构牵头，邀请私营部门参与其中。项目的尽职调查工作由国际机构完成，私人部门根据我们的可行性研究来判断是否参与。

在期限方面，不同私营部门的偏好不同，我们也可以设计灵活的融资结构：比如针对希望投资期不超过五年的银行银团，就为其设计在前五年就可以退出，多边机构继续承接；针对偏好长期投资的养老金，就可以机构先退出，养老金拿后面的。

我们希望能起到媒介的作用，帮助那些有资金的民营机构，能够有机会进行长期投资。

《财经》：亚投行将用何种货币进行结算？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迄今各方仍未就“金砖结算货币”或本币自由兑换等问题达成一致，确定使用何种货币的难度可见一斑。

金立群：主要将用美元进行结算，这主要考虑到目前美元还是最主要的货币，兑换方便、需求也更高，使用美元有利于银行开展业务。

但其他货币也可以发挥作用，比如可以在人民币的国内和海外市场、欧元、日元等市场进行融资；应借款国要求，亚投行可以对其提供美元之外币种的融资。

《财经》：有评论认为亚投行将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载体，您认为亚投行会担负这个角色吗？

金立群：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应该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实力，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人民币作为一个稳定的、上升的国际储备货币，得到很多人的青睐，这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实力，基于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前景。亚投行将为人民币提供一定的、可以发挥其作用的机会。

多边机构联合融资为趋势

《财经》：2016年年中，亚投行将与亚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推出联合融资项目。在这一过程中，当双方在选择投资项目和投资利益等方面的标准出现不一致时，如何协调？尤其涉及到先要发展权，还是先要人权、环境权等问题时？

金立群：发展权和人权是不能割裂的。亚投行与世行、亚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现有机构在工作层面接触很多，互相之间的默契及合作意愿，远超很多人的想象。

不少人认为亚投行与现有机构是竞争关系，我不认同。今后对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多边机构开展联合融资应该是一种新常态。一条高速公路或一条高铁花费巨大，这类大型基建对单个机构来说负担太重，联合融资不失为一个好方式。

在就项目联合融资方面，至少我和世行的初步接触比较令人满意，双方在环境问题等方面都坚持高标准，没有什么大问题会阻碍双方合作。最多是在参与项目的时间安排上步调不一致，这是可以解决的。

《财经》：在与美国、日本的关系方面，接下来您是否还会继续说服它们加入？

金立群：亚投行是开放的，对于任何一个世行和亚行的现有成员，并愿意接受亚投行协定、承担其相应义务的国家，我们都是欢迎的，这是一个基本立场。

美国和日本作为两个大国，我们非常重视和他们的沟通，我也到美国和日本介绍过情况。他们对我们的了解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楚，疑虑也越来越少。奥巴马总统也公开表示支持这个银行，鼓励世界银行和我们的合作。是否加入亚投行，是主权国家的决定，我不便评议。

《财经》：除了与世行的合作，亚投行与美国还会有其他形式的合作吗？

金立群：比如招标采购是全球开放的，欢迎美国企业参加竞标；亚投行会吸收包括来自美国的优秀专业人员加入，事实上我们在筹建的时候就得到了美国专家的帮助。

美国是否加入，都不影响亚投行和美国的合作。

不回避中国作用，但要守规矩

《财经》：外界始终关注亚投行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您是否认为美国与世行的关系是比较好的模式？

金立群：美国是世界银行最大的股东，美国人一直担任世界银行的行长；美国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大股东，总裁由欧洲人担任，历来如此。但不管怎样，上述机构的运营都是在世行和IMF的公司治理框架下进行的，是通过董事会来作决策，这是一个根本。

任何一个大国，都会希望能对参与的多边机构施加影响，只要这个影响是积极的，是有利于这个机构发展的，我们都应当欢迎。

如果希望大国能出资，但同时又要求大股东没有任何话语权，这是不合逻辑的。大股东需要有担当、有贡献，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他们的董事，在董事会上发挥积极作用。

很多人都担心，亚投行是否会成为中国政府的工具？我的解释是，亚投行通过董事会来制定投资政策，怎么可能成为中国政府的工具，不论是中国还是哪个国家都要按照亚投行的治理结构来运营。

我认为不需要回避中国在亚投行发挥大的作用。作为大股东，中国就应该发挥大的作用，只要是通过理事会和董事会、通过公司治理的正常方式。我们欢迎所有成员国，不分大小，积极发挥作用。对于积极的意见，管理部门也都应该认真考虑。

《财经》：可以看出您很重视所有成员国的贡献。不过在董事席位方面，尤其是域外国家仅有3个名额，其他国家如何能发出它们的声音？

金立群：让大多数国家对亚投行有拥有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设计一个选区有一名董事，两名副董事，一个选区如果包含5个国家以上，可以再增加一名副董事，副董事也有发言权。

我们一年大约开4次董事会，必要时可以开电话会议，这个机制设置的目的是让更多国家能有机会在董事会上发言。这也是与现有多边机构不同之处，现有机构在讨论重大问题时，大股东的执行董事一定会在场，这也就意味着副执行董事等代表就没有机会发言。

《财经》：有报道称，中国政府最终决定建立亚投行，与亚投行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潜力有很大关系。怎么理解亚投行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关系？

金立群：成立亚投行是着眼于建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为大股东的多边地区发展金融机构，服务于所有成员国，特别是给所有发展中成员国提供贷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只是亚投行的部分成员国，所以亚投行的业务覆盖会远远大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上的一些项目，只要符合我们的融资标准和要求，我们会义不容辞支持，我们也不会忽视不在沿线上国家的需要。

《财经》：亚投行的筹备过程获得多方赞誉，在即将开始的运营中，主要的挑战将是什么？

金立群：亚投行在运营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挑战，困难表现为当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涉及环境、移民等问题，是否能较快速地完成这个项目；在巴黎气候协议之后，是否还支持一些传统的能源项目，比如燃煤项目。这些都是较敏感的问题，亚投行的董事会将进行讨论。

但我们本着和大家共同商量，董事会和管理部门在重大问题上通过共识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则，管理部门会认真倾听董事会的意见，同时也会阐述管理部门的意见，通过磨合将业务发展起来。

《财经》：如果所有重大问题都要形成一致，这不会造成效率的低下吗？

金立群：要想达到共识有一个前提条件：你所指望达成的共识是否合理。有时达不成，是因为希望设立的共识本身可能有问题，所以设立目标的现实性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是经常遇到的大问题，但我很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