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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后的伦敦金融格局成形

莱昂内尔·巴伯（Lionel Barber）《金融时报》编辑

2015年夏，在七年的敌对之后，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宣布，政治家与金融服务业休战。不受联合政府的约束，乔治·奥斯本提出新政的条件：遵循伦敦金融城新监管制度的字面含义和内在精神，同时执政的保守党将暂时停止抨击银行家。

2016年，该契约将继续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耗尽资本并限制信贷、影响经济增长的恶棍银行处以天价罚款将成为历史。但因为专业操守新标准实施，个人仍将面临风险。

乔治·奥斯本改变数十亿英镑银行税条款的决定，将确保汇丰和渣打这两家随心所欲且具有远东利益的银行不会逃往香港或新加坡。作为一种应对危机的举措，银行税将继续征收，但负担会转移到规模较小的银行身上，特别是所谓的挑战者银行和住宅互助社团。糟糕透了，奥斯本先生没有那么相信竞争，他不愿看到银行业巨头撤离伦敦。

2016年，伦敦与纽约以及其他金融中心相比竞争地位如何这一问题将重回议事日程。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英国的欧盟金融服务专员希尔勋爵能否阻止其欧洲委员会的同僚（以及讨厌的欧洲议会）就银行家奖金以及债券交易等问题发布一连串新规。希尔勋爵甚至可能成功悄然淡化其法籍前任米歇尔·巴尼耶促成的立法。

不确定性将来自英国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的全民公决。

对于被认为不利于伦敦的未来欧盟金融服务立法，奥斯本先生会花很多精力去争取“分离”或非歧视条款。这将是戴维·卡梅伦与欧洲新政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虽然保护银行家会令选民不喜。

2016年，人员的重要性将不亚于体制结构。一些领先的银行将换上新的领导者。

在执掌机场委员会之后，精力充沛的霍华德·戴维斯爵士将急于展示其作为苏格兰皇家银行掌门人的权力，作为一家国有控股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现在终于正重回私营部门。巴克莱银行将迎来一位美籍首席执行官——杰斯·斯特利，斯特利将与轻声细语但毫不留情的董事长约翰·麦克法兰共事（或是将听命于麦克法兰）。耐人寻味的问题是，上述新任领导者将如何与伦敦监管部门互动，特别是具有文艺复兴美感、负责确保金融稳定的审慎监管局（PRA）以及更为哥特式的机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

2015年，奥斯本先生罢免了金融行为监管局掌门人韦奕礼，后者是“出口香港再转内销”的铁腕人物。

韦奕礼“先堵漏再发问”的做法，符合后危机时代的检察需要，但激起了强烈反感。其继任者将不得不寻找新的方法。传统观点认为，监管严格、资本密集的银行业，已成为低风险、低回报的公用事业企业。但正如一位杰出银行家有些自私的说法：“现实情况是我们是一个低回报、高风险的行业，因为我们仍然在为过去的罪孽负责。”

以支付保护保险丑闻为例。为帮助银行客户应对无法预知的账单，不当销售上述保险的花费已逼近300亿英镑（约合460亿美元）。仅劳埃德银行就已拨出134亿英镑。金融行为监管局正在考虑是否出台新规来保护消费者，这可能导致索赔风险敞口进一步增大。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必将激起抗议的声浪。

另外一个问题则涉及投资银行与零售银行间的边缘防范。奥斯本先生的热情有所减弱，但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以金融稳定的名义仍致力于此。规模较小的英国银行都在拼命争取在成本方面获得一些豁免。费用的理由。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将决定规则。审慎监管局将制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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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晦涩难懂的问题外，关于董事会性别平衡问题，特别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董事会性别平衡问题，将有更多公开辩论。别指望男性荷尔蒙会有任何明显减少。相反，关注由卡尼先生指导的两位女性新星：尼玛特·夏菲特以及夏洛特·霍格。夏菲特生于埃及，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官员，后返回伦敦担任英国央行副行长。霍格曾就职于桑坦德和摩根士丹利，现在为卡尼先生效力，担任首席运营官。两人都被寄以厚望，甚至可能坐上英国央行的头把交椅。■

（译者为熊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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