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和缓解金融系统债务压力所进行的宽松操作，一如既往地推高了一线城市房地产热潮。这其中除了资金面因素、市场心理预期等常规动力，以及新型杠杆的运用等新情况外，对一线城市住房市场的刚需更是持久的强有力推手。

如何给此次一线城市的房地产热潮适度降温，估计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官学两界热议的话题。如果炒房热度进一步升温，相关针对性调控政策将会渐次推出，以防此轮房地产市场的飙涨失控，冲击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凭借此前十年积累的房地产调控的经验和教训，对房地产市场过热进行局部和短时段降温，相信有关部门的政策储备依然充足，关键时刻应该能够打出调控组合拳来。

在扬汤止沸之余，如何从根本上化解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一放就乱的深层压力，还需要釜底抽薪之计。在此过程中，还应考虑解决如何将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刚需转化为对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消费需求，如此才可能兼顾防过热、去库存和推动区域平衡发展的多重目标。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刚刚过半，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比率，按说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对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也还有巨大的潜力，这也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中国城镇化红利和中国房地产市场消费寄予厚望的信心基础所在。

城镇化红利也一度被认为是继出口之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所在，因此也一度被赋予引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任。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迅速出现总量过剩的趋势，一些三四线城市甚至出现“鬼城”现象。房地产市场不仅没有乘着城镇化的东风成为中国经济的引擎，反而成为去产能和去库存的重灾区，其累计的流动性泡沫也被视为可能引发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重大隐患。

这不由得让人们怀疑此前是否对中国的城镇化红利及房地产市场潜力过于高估？就中国当下的城镇化水平而言，高估之说显然缺乏根据。问题还是出在中国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失衡，这也是一线城市的刚需压力和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压力并存的根源所在。

因此，需要反思的不是城镇化红利的判断是否准确，而是中国的城镇化战略布局所出现的偏差。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诸多城市病的出现，人们对特大城市的发展出现了戒慎恐惧的心态。在此心态推动下，为缓解特大城市承载压力，将特大城市的功能和人群分流出去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初步得到落实。与此同时，这一分流还被赋予了将资源导流到三四线城市，促进大中小城市乃至城镇均衡发展，进而拉平区域发展落差的良好愿望。

一边是严控大城市用地规模和限购的政策挤压，一边是优惠的用地和资金优惠政策，一推一拉之间，不少房地产商在前些年纷纷布局三四线城市，造成了巨量的住房供给。

然而美好的愿望被现实所搁浅。由于各种市场要素、公共资源和就业机会的高度集聚，人们宁愿忍受种种不便也要“削尖脑袋”挤进大城市，也因此稍有放松调控的苗头，资金供给出现宽松的趋势，被压抑的刚需便喷薄而出。而被人们寄予厚望却缺乏各种资源和机会的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尽管出台了种种优惠措施，依然无法成为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就业和置业的首选。

严酷的现实表明，人们需要对此前一段时间的城镇化战略进行反思。合理控制特大城市的规模，终结摊大饼式的粗放扩张是对的，但是指望通过远在内地的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建设来加以分流，则是倒果为因，也是资源错配，在造成总量过剩的同时还加剧了市场的结构性失衡。

当务之急是将中国城镇化战略的重心调整为围绕特大城市兴建城市群上来，通过特大中心城加连绵城市带的建设，更好地实现人、地和资源之间的合理匹配，从而一方面满足对特大城市承载压力的分流，一方面顺应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群对前往一线城市工作和居住的刚性需求。只有做大特大中心城市群，才能真正释放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飙涨的压力。

考虑到下阶段三四线城市去产能将导致更多的人员分流压力出现，而一线特大城市又是服务业就业机会特别集中的地方，尽快调整城镇化发展战略，加快特大城市群建设，显然比以往更具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