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洲/文

虽然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已经过去达七年之久，但全球经济危机后复苏乏力、调整困难。过去一段时间，特别是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和市场风险在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似乎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IMF一年内几次调低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和俄罗斯陷入经济衰退；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虽然避免了陷入经济衰退，但经济变量名义调整巨大，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20％－30％。

2015年中国经济在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一系列挑战下，在“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尤其在进一步开放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11月底，IMF宣布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第一个真正新增的、第一个按可自由使用标准加入的、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SDR货币，这既有利于促进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和全球经济再平衡，也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国内经济改革开放，实现以开放促改革。

今年作为“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球经济形势如何？我们应该如何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拓展国际合作？

两个最大变量

2016年全球经济继续弱增长。从全球金融市场来看，影响今年全球经济的最大的两个变量是中国经济走势与美联储加息步伐。

中国经济走势方面，作为“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稳增长加码，改革进一步推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有望企稳。美联储加息方面，去年12月美联储重启加息大门。

今年初，加息步伐的前瞻指引是全年加息四次左右。考虑到这是近十年来首次货币紧缩的开始，今年初全球（包括美国市场）大幅波动，加之美国11月的大选因素，今年美联储加息步伐可能会远低于预期，不排除只加息一次，甚至不加息的可能性。

综合看来，在中国增长企稳、美联储加息步伐低于预期的背景下，预计今年全球经济继续弱增长。

全球货币政策的持续分化

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将延续分化：美联储步入加息周期，而欧洲、日本和中国继续宽松。时隔20年之后，欧美两大央行的货币政策再度出现反方向的分化现象。

从历史上看，全球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之间虽然在步调和时间上并不完全同步，但出现方向性的背离和分化相当罕见，特别是在近20年间。

上一阶段这种情形的出现还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分别为1990年8月至1992年9月，德国加息，美国降息；1994年2月至1995年2月，美国经济复苏后，美联储突然意外加息，而德国仍处于降息周期。

货币政策的分化本质上是反映全球主要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后，各国的经济、通胀，以及债务/杠杆周期出现了不同步的状况。

此次主要经济体再次出现货币政策的反向分化，体现为美国去杠杆基本完成、经济稳步复苏，货币宽松逐渐退出；欧洲去杠杆还未完成，但已停止攀升，经济处于底部企稳阶段，仍需央行保驾护航；而不少新兴市场2008年以来杠杆不降反升、经济和通胀仍有下行压力，继续宽松仍然必要。

“十三五”期间的主要风险点

“十三五”期间，发达经济体面临来自资本市场、结构调整和地缘政治等方面的严峻挑战。

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可能企稳，除非发生全球新一波金融危机。边际上，经济基本面将成为影响市场更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美联储加息之后。

短期加息仍是美国的困扰，资本市场蕴含较高风险。美国股市到去年底已经连续上涨近七年，今年初有一定调整，未来可能发生较大幅度的调整。如果美联储今年加息四次，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值得关注。

如果资本市场调整过大，不排除美国经济在“十三五”期间重新步入衰退。

欧洲的经济底部企稳，欧央行保驾护航，中期地缘政治风险值得紧密关注。在年初欧央行QE推动下，欧洲经济逐渐摆脱衰退和通缩，呈现底部企稳迹象。未来，宽松加码将继续为欧元区经济保驾护航。

在“十三五”期间，虽然希腊危机所引发的系统风险的担忧基本为市场消化，但欧元区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挑战。

欧元区的金融系统风险也开始被市场关注。地缘政治风险，尤其是乌克兰和紧邻的中东地区值得紧密关注。

日本的改革取得一定进展，但任重道远，期待更多改革和宽松措施的释放。受消费税上调和油价下跌影响，日本经济近期面临增长放缓和通胀下行的尴尬局面，2015年三季度经济重入衰退，但基本面依然相对稳健（如经常账户改善、PMI持续扩张）。

新兴市场短期面临严峻挑战，分化加剧。自身增长放缓、资金流出和本币贬值，及大宗商品价格疲弱仍将在2016年继续困扰新兴市场。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将继续去杠杆或被迫去杠杆，经济增长波动加大、分化加大。

“十三五”期间可能伴随着连续的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局部和地区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新兴经济体中，有改革预期且风险抵御能力较强的中国和印度市场相对值得看好。

全球经济的风险点主要有三：

一是沙特等中东OPEC国家可能出现局部经济危机。这些国家的收入几乎全部依赖石油出口，但在油价大跌的背景下，仍旧实施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且没有收紧开支，未来两年这些经济体将成为典型的“双赤字国”，对内对外收支失衡，面临爆发局部经济危机的风险；

二是局部政治风险，包括乌克兰危机、中东地区、巴西/马来西亚政府腐败案等；

三是美联储加息对新兴市场，包括中国香港市场的流动性冲击超预期等。

“十三五”政策建议

首先，“十三五”规划的核心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政府应该对增长底线有明确要求。

考虑到翻番目标，需要提振信心和减轻后期增长压力，在开局之年和第二年的年度目标有必要设定在6.5％－7％。与之相配套，短期宏观政策需要做出更加积极而明确的调整，改变市场对政策的预期，提高私人部门信心，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争取明年经济增长实现企稳。

其次，以推进供给端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改革有一定的周期性和倒逼机制，“十三五”是落实改革的关键时间窗口。财税改革重在理顺中央地方关系，适度增加地方财政自主权，盘活存量资金和资产。国企改革目标是提高效率，减少垄断，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

金融改革重在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银行体系的风险；要围绕金融业市场化、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和风险管理三方面展开，同时改进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适当调整货币政策框架，更多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管理流动性，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活动。

再次，尽快改进金融系统监管协调机制，有效管理流动性，及时化解局部金融风险，坚决防范金融系统性危机。

有效的监管体制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英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2008年后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方面的重大改革），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中国储蓄率高，中央政府负债率较低，外汇储备充足，有条件提供充裕的国内流动性，及时化解局部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并防范金融系统性危机，但协调机制和时效性是关键。

第四，稳定基建投资，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预计2014年－2020年市民人口年均增长2000万左右，是此前十年年均增长人数的两倍，带来交通网络建设、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能源供水以及通信娱乐类服务设施等四个领域的基建投资机会，地下管廊有望得到大力发展。

此外，在新的对外发展战略下，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区域发展，“一带”强调西部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东部沿海地区是“一路”的主要参与者，重在加强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

第五，大力度改善民生。通过人口、户籍改革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建议2020年实现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标识，依法记录、查询和评估人口相关信息制度。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稳步推进将养老保险上交中央统筹管理。

民生工程的重点应该放在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需要配合土地改革提高农民财产收入，解放农民。保障和改善民生还要全面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

第六，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落实“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等战略部署，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绿色GDP；淘汰传统产业的过剩产能，改善传统行业的生存环境，并提高产业竞争力，制造业向高端发展；进一步强调创新体制，促进信息科技、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最后，关键在于落实。有必要增加硬约束规划指标，分解硬约束规划量化指标，落实责任到各部委、地方省市和相关机构。

作者为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