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月13日21时32分，通水一年有余的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入京水量，累计超过10亿立方米。
作为这一工程最重要保障对象且人均水资源量远低于国际公认缺水警戒线的北京来说，这一大致相当于500个颐和园昆明湖水量的外调水，已解部分燃眉之急。
来水前，“我们就是熬，”北京市水务局原副总工程师朱晨东如此形容，“北京几乎所有的河湖，都在盼着水来，能给死水中增添点活水。”
来水后，依照“喝、存、补”原则，北京原有不合理、难以维系的供水结构正在改变。“多用长江水，少用地下水”，将70％来水供给城市生活用水，同时增加水资源战略储备，回补地下……在告别单一水源掣肘后，北京“水家底”终于宽裕了一点。
“北京将尽全力用好、管好宝贵的南来之水，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优化水资源配置，引导全社会珍惜节约用好每一滴水。”北京市市长王安顺曾如此表示。而为了利用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来水（下称中线来水）这一新水源，北京对自身供用水体系的重构的确涉及方方面面，规划亦是多种多样。
但因人均水资源增加总数有限，要满足补当前缺口、撑未来增量、还历史欠债、改善生态等多重目标，中线来水对北京而言只是缓冲垫，而非万能险。
未来五年，北京市的总需水量可能仍将会以年均近3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欲求脱困，传统外生性调水思路外，通过推行全成本水价政策，让价格体现水资源的稀缺性从而提质增效，同时建立城市水效评估与标杆管理制度，已成为业界多年来的共识。
“十三五”期间，北京是否有能力、魄力解决“水荒”这一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全国性城市化问题，亦成为首善之都必须回答的一道严峻考题。
“水来水往”
在占地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的郭公庄水厂炭砂滤池车间内，12组深达6.5米的长方形大池子底部都被铺上了一层细砂，这是中线来水进京后处理过程中的深度处理工序——活性炭吸附。
这一工序后，再经历臭氧和紫外线消毒等深度处理工艺，前后六个小时左右，由千里之外丹江口水库输入北京的水，将完成初步净化。
在通水第一年北京市共累计接收的8.7亿立方米中线来水中，有近七成以这种方式进入了北京中心城区及多个新城的各大自来水厂，京城水量少、水质差局面初解。
在此之前，北京原有供用水体系的主旨是地表水由北向南调用、地下水就地开采。而为了合理利用新水源而进行的调整，在中线来水前已悄然进行了十余年。
奠定这一调整主要思路的，是2005年由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北京未来供水体系的发展重点，将是为东西部次区域发展提供可靠水资源支撑条件，为解决其安全供水问题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最大可能地为城市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为实现目标，北京正在改变主要使用地下水的格局，将中线来水作为除北部地区（仍由密云水库供应部分水源）之外的主力水源。它们将为中心城和新城20座自来水厂提供水源，占城市生活、工业用水比例将达50％以上。
在调整完成后，北京将实现地表水源（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地下水源与外调水源“三水联调”的水源保障格局。形成以两大动脉、六大水厂、两个枢纽、一条环路和三大应急水源地构成的供水格局，亦被称之为“26213”供水格局。
中线来水一年后，规划中的设想正在逐一落地。以总量计算，北京城区在新增水源后的日供水能力已达370万立方米。中线来水的日取用量已超过城区供水量的七成以上，供应的市民总数超过1100万人。
2016年，位于大兴和石景山等地的水厂将动工建设。而按南水北调整体规划，北京将来的受水范围将基本涵盖其平原区的80％-90％，除延庆县外，北京其他区县都将“喝”上中线来水。
“喝”仅是中线来水后对北京水环境的主要改变之一，“存”与“补”，亦是北京水荒初解的标识。
截至2015年底，中线来水已累计向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等存水超1.2亿立方米，为北京增加水面面积约550公顷，同时向城市河湖及潮白河水源地试验补水约1.5亿立方米。
2015年1月－8月，北京还减少地下水开采7200万立方米，同时启动了城区自备井的置换工作。
同年7月31日，北京市水务局对全市885个地下水位监测点的监测数据显示：北京市地下水埋深为26.55米，较6月30日的26.7米回升了15厘米，地下水储量增加8000多万立方米。
这也是自1999年以来，北京市地下水位的首次回升。
水价改革难
中线来水后，为满足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成本还本付息以及节约用水等需要，调整水价成为必须。
按照规划，中线来水的水价制定需满足多重目标:保障工程正常运行；满足还贷需要；体现工程公益性；促进水资源节约和优化配置；充分考虑受水区承受能力。
中国当下的水价多为单一制水价，即“工程成本+税费+合理利润”。“水价制定早有一套成熟的计算方法，虽复杂，但相关数据确定后，其实有章可循。”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黄河告诉《财经》记者。
若直接套用这一体系，会让南水北调工程的管理单位受制于受水区的实际用水需求情况，在其不用水时难以维系，且几无兼顾上述多重目标的可能，故需另辟蹊径。
牵扯多方利益的新体系几经波折，迟至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后，作为初步框架的《关于南水北调中线一期主体工程运行初期供水价格政策的通知》（以下称《通知》）才最终敲定。
《通知》对中线来水价格定出的基本框架是：运行初期，将会把受水区分为6区段实行成本水价，并按照规定计征营业税及其附加。其中，河南、河北暂实行运行还贷水价，以后分步到位。
以此为标准，中线干线工程河南省南阳段、河北省、天津市、北京市各口门水价分别为每立方米0.18元、0.97元、2.16元、2.33元。
一位参与制定价格的研究人员对《财经》记者解析，差异体现出“根据调水成本测算得到的‘成本水价’，调水距离越远，价格越高”。他同时表示，实际水价考虑的因素更为复杂。
与单一制水价相比，中线工程探索实行的两部制水价，由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构成。前者按合理偿还贷款本息、适当补偿工程基本运行维护费用的原则制定，后者则按补偿基本水价以外的其他成本费用以及计入规定税金的原则制定。
在目前的中线工程水价运行体系中，因考虑各地承受能力差异，在历经由统一到分化的多次博弈后，运行的是“双轨式两部制水价”：河北和河南采取暂按运行还贷水价核定计价方式，天津和北京采取成本水价计价方式。
《财经》记者获悉，同为两部制水价，前两地水价要实现的目标，是基本水价满足还贷要求和基本运行即可；而后两地的水价则要在考虑不菲的工程固定成本之外，还包括工资、管理费、折旧费、修理费等费用，会比单纯满足还贷需要和基本运行的运行还贷水价更高。
“经过多次座谈和协商，主管部门商定在中线工程运行初期实行分别定价，过渡期三年。然后进行成本监审，实现按成本定价。”国家南水北调办经财司财务处的一位相关人士称。
上述《通知》中的表态则相对保守，只称“通水三年后，会根据实际情况对价格进行评估、校核”。
相较之下，2.33元，则是“双轨制”下北京使用每立方米中线来水的价格。其略高于直接使用地下水源的供水成本，基本符合《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总报告》中测算的北京口门水价，即2.023元－2.324元/立方米。
这并不是北京居民的用水价格，因来水在入户前还有两个阶段： 1.总干渠至各省市分水口门水价（即两部制水价计算范畴）； 2.各省市支干渠到自来水厂等的水价，要考虑分水口门至自来水厂的配套工程、城市自来水厂及配水管网、污水收集与处理等成本； 3.在上述基础上，水厂加上利润，形成用户水价。
对各地自来水厂来说，其成本计算则要考虑来水与原水源的配比状态，以及财政补贴的情况，涨价与否要考虑多重因素。来水前各地纷纷传扬的“每立方水高达近10元”的局面，至今并未出现。
为对冲可能的涨价，确保中线来水后的价格能够与当地水源价格衔接，北京在2014年5月1日起，已将居民的单位水价由4元涨到5元，并实行阶梯水价。这一举措，也使北京成了中国内地到目前为止水价最高的城市。
以第一阶梯的5元为例，其中的直接取水成本为水资源费1.57元，与调水的口门水价相比更低。但一方面因为口门水价只是供水成本的一部分，直接影响程度较低；另一方面则因考虑用水费用占居民消费总支出比重不超过2％的可承受能力范围之内，故在中线通水后，北京水价并未上涨。
就短期形势来看，“考虑到刚刚调整过水价，北京暂时不会对水价再做调整。”北京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
如此一来，北京水价与成本更高的中线来水价格仍处于脱钩状态，而后者其实也仍未真正按照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实现国际通用的“全成本定价”（包含资源成本、环境成本、生态成本、机会成本、工程成本等）。
在此之前，国家发改委《关于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曾规定，要充分反映不同地区水资源禀赋状况，促进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到“十二五”末，即2015年底前，地表水、地下水水资源费平均征收标准原则上应调整到建议的水平以上。
比如，国家要求北京、天津对地下水水资源费的平均征收标准是每立方米4元，但北京目前的征收标准仅为1.57元。
不少学者担心，这一局面长期维持下去，会令北京的水资源短缺状况在得到短暂缓解后，再次陷入困境。
“刚性约束”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到2020年时，北京总人口才为1800万人。在现实中，即使诸般设限，北京常住人口总数，仍提前十余年跨越了2000万门槛。
近十年来，北京不得不以年均21亿方米的水资源量，维持超过36亿立方米的用水需求。其结果，是北京的人均水资源仅100立方米左右，为全国人均1/20，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警戒线。
“十三五”期间，随着刚性需求仍在不断增长，北京的预期年均用水量将以3％左右的速度递增。在中线来水只能令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增加不到50立方米的情况下，未来五年北京所面临的最大环境风险之一，仍将是水。
以2014年的《北京市水资源公报》数字计算：北京市当年总用水量为37.5亿立方米，其中地表及地下水资源总量约为20亿立方米，有17亿立方米左右的缺口，即使假设中线上游每年都按照最大指标来水，且不考虑回补地下水及水库，仍有近7亿立方米左右的缺口。
在不考虑上游来水不稳定的前提下，假设到2020年时中线工程能如期调来14亿立方米水，北京的地下水仍将面临收小于支的窘境。而北京还将面临的严峻考验是：地下水这一传统的供水渠道，也将愈加失稳。
2015年12月30日，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在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下称《规划》）媒体通气会时提出：为保护地下水，京津冀地区将实行取水总量和水位双控制度，开展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超采区内禁止工农业生产及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
根据《规划》，在2016年底前，这一地区将完成地下水超采区、限采区和地面沉降控制区范围划定工作；在2020年底前，初步扭转水资源超采局面。
需求和供应一增一减之下，北京的水资源困局求解工作，近年来一直处于加速进行状态。
在节流方面，除提升居民用水价格的推进相对慎重之外，从2015年底开始，以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为标识，北京提高用水效率的其他各项措施，则正在加速推进。
上述这一在北京房山、顺义等区县试点的改革，将以往农业用水只收取电费，改为在限额内按抽取数收取水资源费。农业用水超出限额部分，将按不同种类加收不同的水资源费，若不超限额，则按每节约1立方米奖励农民1元。
北京希望通过一系列措施，在农业用水已由过去每年20亿立方米减少到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到2020年时继续减少到5亿立方米。
在开源方面，北京的渠道之一，是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再生水的使用。以价格杠杆为例，多年来北京维持再生水价格1元／立方米不变，同时对再生水的用户免缴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
今年北京“两会”上透露出的消息显示：再生水已成为北京“第二水源”，年利用量达到9.5亿立方米，与南水北调进京水量大体相当。
渠道之二，则是继续构建多元化外调水保障体系。北京将新增从山西、天津、河北等地调水，形成京津冀水资源联合调度，分担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压力。而中线扩大调水规模、东线北延、西线引水、引滦入京和海水淡化，皆为备选方案。
为增加入京水量，北京还相继与河北赤城、滦平、丰宁三县达成协议，在黑河流域和潮白河流域试点“退稻还林还旱”，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共计向河北补偿资金近４亿元。
即使如此，已被逼到死角里的北京用水格局，其闪转腾挪的空间仍极其有限，因此，岩溶地下水等各种非常规水源，正在一一被北京加速开采使用。
这也意味着，北京突破本区域自然循环，靠额外输血维持的“摊大饼”局面，也仍会继续。故近年来有多位学者表示：北京早已突破了生态安全点，发展的代价极高，成本巨大，不可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宜居城市。
作为应对这一窘境的顶层设计，北京已开始尝试将水资源作为一个重要的约束指标，将“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为基本原则，坚定不移推动首都人口和功能疏解，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加强产业结构调整，严格准入条件，重点吸引用人少、占地少、用水少的高端、高附加值产业项目落地。
“所谓以水定产、以水定城,就是有多少水干多少事。目前水资源承载能力刚性约束有待于加强。”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对《财经》记者表示。规划能否实现，将成为北京能否建成宜居城市的核心标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