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布·约翰逊/文

中国对其汇率盯住机制的管理仍在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关于人民币贬值的持续不确定性正在助长恐慌。但最近的汇率焦虑其实是另一个事实的症候：中国增长战略从出口拉动型转向内需推动型的过程，远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顺利。对一些人来说，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奇迹的愿景仍未衰减。他们笃定地认为，在经历了30多年国家引导的增长后，现在中国领导人知道如何扭转低迷的经济。

这些乐观派的不现实与供给派可谓半斤八两，后者认为应对中国低迷的国有部门采取休克疗法，并立即将中国尚不发达的资本市场融入全球金融体系。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药方。停滞的经济不可能释放出转变中国的市场力量，在经济停滞的状况下，上述措施将加剧通缩压力，导致灾难。

人民币所承受的持续贬值压力，反映出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决策者对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一筹莫展。比如让人民币浮动是一个危险的选项，毕竟中国经济仍在经历总体经济转型，估算能够锚定投机的长期均衡利率几乎不可能，特别是在人们一直怀疑数据质量、披露和决策过程不透明的情况下。

但如果当前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机制无法锚定人民币、防止急剧贬值的话，对世界经济造成的通缩性后果将非常严重。此外，这些影响将反馈在中国的出口部门，从而制约货币贬值的刺激性效应。

稳定汇率的关键，在于制定可信的发展政策。惟其如此，对人民币的压力以及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压力才会有所减少，因为国内外投资者将能看清楚未来情况。

树立政策信誉需要减少国家控制，以及担保所带来的混乱的微观经济激励。此外，还需要通过财政政策，支持将成为新增长模式基石的新兴经济部门，从而重振总需求。但与中国往常的情况一样，这套战略充满矛盾。比如，缩小国有企业规模是必要的，但在需求已经疲软的情况下，这样做必将进一步抑制总需求。类似地，削减对僵尸企业的财政支持能释放财政能力，让资源能被引导进入有利于服务业和城市就业的新部门，但这也将加剧眼下的需求短缺。

大刀阔斧地削减国有部门、期待通过紧缩实现转型绝非可行道路。经济历史学家迈克尔·伯恩斯坦（Michael A. Bernstein）在其对美国大萧条的研究中指出，转型中的经济需要强大的总需求让资源流入新部门。如果经济体的新旧部门都萎靡不振，资本形成将熄火，升级人力资本的投资将收缩，结构调整也将停顿。强大的总需求永远是成功转型的关键。

对中国的经济转型来说，另一个同样巨大的障碍是对中国混合市场经济的普遍崇拜。简言之，眼下模糊的市场激励有利于国有企业，但不利于转型。

2012年初，中国领导层开始加强私有制，不论在上海还是香港的股票交易所，民营企业细分指数中的股票表现要好于国有企业细分指数。但自2014年春以来，这一趋势出现逆转。随着中国经济减速、违约风险增加，国家担保的价值也水涨船高，使资本进一步远离民营部门增长。

这一混合制度显然导致信用分配不利于推动发展，同时也产生并维持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一既定模式为害尤甚，因为深刻的转型显然需要依靠来自可靠主权债券市场的融资，而如果关于政府或有负债的不确定性得不到解决，主权债券市场就无法适当运行。

中国有能力通过可信改革——特别是重新引导资源提振内需、让资源流向更新高价值部门的政策——稳定汇率。中国所需要的改革无法在经济低迷中完成，也无法通过大规模汇率贬值完成。大规模汇率贬值将使得世界陷入通缩，因为西方需求的停滞意味着试图退回出口拉动型增长的时代的努力将徒劳无功。

作者为新经济思维研究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