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摘

□ 蒂莫西·斯奈德/文

托尼并没有因为是犹太人而写犹太人的历史。他从未真正写过犹太人的历史。跟他那一代许多有着犹太血统的学者一样，他避免让大屠杀成为自身论题中明显的核心，虽然他关于大屠杀的个人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他的研究方向。

同样，托尼也没有因为是英国人而写英国。除个别情形外，托尼从未对英国有过多论述。

英国性，或更准确地说他独特的英国教育，赋予了他一种文学上的品位和一套参照标准，这使他度过了（我认为这很重要）自己的智识情感和同时代人（68一代）的政治信念上的混乱。

在我们的对话里，我个人始终感兴趣的是（尽管我从未明言）托尼如何逐渐成为一名出色的思想家、作家和历史学家。一般而言，他对这些问题更愿采用的回答是，在其各式各样的身份和历史方法中，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

我认为真相更为有趣。托尼的才智似乎源于他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他先进入内部，用心看，留心听，又退回到外面去思考和写作。托尼的生平清楚地表明，这一锻炼可以重复无数次。当托尼将自己视为局外人时，他做出了杰出的工作。局外人含蓄地接受既有的论争，并为成为正确一方而竭尽全力：卸除旧有的防卫，渗入内部的庇护所。

在我看来，比托尼在很多时候都属正确一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更为有趣的，是他不断增强的某种能力，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称之为“理解力”。要理解一起事件，要求历史学家抛开一切框架，同时又能接受某些框架的有效性。其直接的满足乏善可陈，但其成就却远为长久。正因为托尼在这个意义上对多元主义的接受，他最优秀的作品，尤其是《战后欧洲史》，才得以产生。

也正是在这里，围绕着多元主义这一问题，托尼自身的理路与20世纪思想史相遇。本书的传记与历史这两个部分，它们的轨迹在1989年碰到了一块儿，是年东欧发生了剧变，而托尼则在该年开始思考如何撰写他那部无与伦比或许也是无法超越的《战后欧洲史》。

托尼在1989年（在我现在看来这至关重要）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在对另一位重要论辩家（《未竟的往昔》中对让-保罗·萨特）的最后一次论辩之后，虽然托尼仍偶有片面性的文章问世，但他逐渐转向了一种更温和也更富有成效的真理观。

那些对1989年的东欧剧变发挥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关心生活在真实中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本书作为一部知识分子史和政治史，有很多内容都牵涉到大真理与小真相之间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对伟大事业与最终目标的信念，这些事业和目标似乎不时地需要谎言和牺牲，而小真相则指能被人们发现的事实。大真理可以是一场将临的革命的确定性，如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怀有的；或是明显的国家利益，如德雷福斯事件期间的法国政府或伊拉克战争时的布什政府所捍卫的。

但即便我们选择了小真相，就如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以及托尼在伊拉克战争中所做的那样，真实在于何处仍不得而知。

21世纪的一项智识挑战可能是：如何在捍卫真理本身的同时，接受其多种多样的形式与基础。在本书结尾，托尼为社会民主主义所做的辩护便是这一挑战可能样貌的一个例证。

托尼出生在国家社会主义带来的灾难刚刚散去之时，并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逐渐演变。他成年时适逢复兴自由主义的多次尝试，但没有一次得到普遍接受。

在欧洲大陆与其理念的残骸上，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幸存了下来，并作为一种方案得到实现。在托尼的生命历程中，社会民主主义被建立起来，时而又遭废止。他为社会民主主义重建所做的辩护依赖于几种不同的论据，根据不同类型的真理诉诸一些不同的直觉。这里面最强有力的论据是，社会民主主义使一种体面（decent）——借用以赛亚·伯林爱用的一个词——的生活得以可能。

这些不同类型的真理中，有一些贯穿本书始终，且常常成对出现。譬如，历史学家的真理不同于评论家的真理。历史学家对过去某一时刻的了解，能够且必定多过评论家对今天发生之事所可能的了解。

评论家远比历史学家更多地考虑其时代的偏见，因而必须做些夸张。可靠性的真理不同于诚实的真理。做个可靠的人是按别人希望的那样去生活，而做个诚实的人则承认这是不可能的。

《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美）托尼·朱特等著，苏光恩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2月。本文摘自该书序言，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