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建清/文
银行落实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应是实现信贷增量与存量的并重管理，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提高信贷资金周转速度和配置效率，把沉淀在低效领域的资金挪转出来，投向具备经济合理性的领域，降低实体经济杠杆水平，促进传统动能的改造提升和新动能的培育成长。
应该说，建立增量与存量并重的信贷经营管理机制，符合帕累托优化原理，既是银行自身转变经营发展方式，有效化解经济下行周期信用风险增加、资本约束趋紧、信贷投入边际效用递减等难题的必由之路，更是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和紧迫要求，是金融领域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
货币信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供给侧而言，经济增长的源泉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银行的信贷活动推动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而且通过对信贷与投资的选择和监督，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尤其是金融体系基础相对薄弱的发展中经济体，保持一定速度的信贷增长对于激发实体经济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金融机构贷款以接近2倍于GDP的速度增长，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2015年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93.95万亿元，是1978年余额1890亿元的497倍，37年间年均复合增长18.3％；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速为9.8％。特别是近15年来贷款累计增加了84万亿元，占当前贷款总额的90％，存量基数的累积效应推动银行信贷持续快速增长。目前，我国M2与GDP、贷款与GDP的比值分别达到205.7％和138.8％。
研究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要在观察两者速度运行相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信贷运行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途径与机制，更加系统地分析信贷数量、信贷结构、产出效率及周转速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概括而言，新增信贷直接影响到社会资本供给的规模和水平，但会受到信贷增长边界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制约；信贷增量资金配置结构的优化会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出，但随着信贷增速的放缓和存量规模的累积扩大，增量的作用空间会收窄；存量信贷周转速度加快可使同等规模的信贷投入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将成为主要的信贷方式。
（一）信贷增长由经济增长目标所决定
货币信贷政策制定需兼顾多重目标，为达到货币政策目标的相互平衡，信贷增长应是有极限的。一旦信贷增速超过了实体经济实际的货币需求量，超额货币供给就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对币值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均会产生负面影响，最终影响经济的稳定运行与合理增长。
近年来，我国全社会货币信贷增长与GDP+CPI之和总体保持较为协调的关系，剔除2009年、2010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特殊时期的非常规状态，广义货币M2增速一般略高于GDP+CPI增速之和3个－5个百分点，而贷款增速则与M2增速基本同步。从趋势看，实体经济与信贷增长相比具有滞后效应。
（二）信贷投入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效应
根据经济学理论，投入产出之间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给定的条件不变，要素投入在达到一定临界点后产出效率下降。作为经济活动现象，信贷资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同样呈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和信贷总量的不断扩大，单位新增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逐年下降，对GDP增长的拉动效应减弱。2015年，我国GDP增量为4.02万亿元，当年银行信贷增量12.27万亿元，二者的比值为0.33，而2001年的比值为0.8，可以理解为2001年1元新增信贷投入可带动0.8元的GDP增长，而在2015年则只能带动0.33元的GDP增长。信贷增量对经济推动的作用弱化，而且增量逐年累积，导致社会货币信贷总量和企业债务总量高企，有可能落入货币扩张、利率走低而投资消费停滞的“流动性陷阱”。再考虑接近100万亿元信贷存量对应的付息成本，每年新增信贷中约有5万亿－6万亿元用于支付利息，信贷总量持续递增还会转化为财务和财政的巨大压力。
（三）信贷结构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反映
银行信贷结构体现了信贷资金在实体经济的分布。
从我国信贷融资主体上看，2015年末银行业法人贷款比重下降至72％，个人贷款比重上升至28％，较2003年末提高18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持续上升，达到17.39万亿元。从期限结构上看，随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中趋降，中长期贷款增长相应减缓，占比逐步降至55.9％。从区域分布上看，中西部地区发展提速，信贷业务比重上升，2015年末贷款余额为34.3万亿元，占全社会贷款的36.5％，较2005年末提高6.7个百分点。从银行信贷结构的这些变化，可以反映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趋势。
（四）信贷周转是决定社会资金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
信贷周转速度尚无统一的行业规范口径，一般可用贷款存量周转一次的时间或贷款平均期限等指标进行衡量。在统计贷款余额和增量的同时，商业银行普遍统计了自身贷款累计收回和累计发放金额。考虑到累放中包括每年的增量规模因素，可使用贷款累计收回数与贷款平均余额之比来衡量贷款周转速度，即贷款周转速度=每年贷款累计收回额/各项贷款平均余额。
一般而言，贷款周转速度越快，贷款到期收回可供再投放的信贷资金就越多，从而贷款余额增长的动能减弱，资产流动性增强。信贷周转速度的加快和效率提升，不仅对银行自身存量盘活至关重要，而且可降低对全社会货币和信贷供应的需求量。按2015年末全社会贷款余额93.95万亿元简单测算，若每年贷款周转0.5次，存量贷款再周转就达50万亿元左右，因而即使是周转速度微小幅度的提高，也能够为实体经济带来远超余额增长的信贷资金供给。
传统信贷增量管理的困境
长期以来，商业银行在信贷管理方面普遍注重增量管理，重规模增长而轻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和周转加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种将信贷与实体经济的互动仅局限于增量的弊病日益显现，迫切需要改变。
（一）经济发展升级势必带来信贷增速放缓
从统计数据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后，其经济运行模式一般会发生较大改变，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要素投入的产出效应下降，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突出。而技术创新是一个靠长期不断累积而发生不规则突变的过程，简单地资金累加并不必然带来技术的突破。因此，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后,信贷增速也会逐渐回落，增量扩张的市场空间变窄，如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信贷增速在过去十年中均保持在较低水平。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的竞争优势》中提出经济发展的四阶段理论，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和富裕导向四个阶段。按照此理论分析，中国目前正处于从投资导向阶段向创新导向阶段的过渡时期。投资导向阶段的国家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具有规模经济的资本密集产业，使用大量低成本劳动力和产出标准化产品，因而需要资金大量投入，并形成稳定的现金流，适合于银行信贷的增量扩张。但进入创新导向阶段，主要产业竞争优势转移至技术创新与产品差异，简单效仿和重复扩大再生产的模式不可持续，同时由于技术创新更适宜风险投资等资金，不少具有轻资本性。信贷增长的空间将受到供需两方面的限制。
（二）高杠杆率迫切需要实施结构性改革
当前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心围绕去杠杆展开，目前中国经济的杠杆率上升较快，因此颇受关注。从政府、企业、居民和金融部门看，其中企业杠杆率过高问题较为突出，政府、居民和金融部门的负债率更为适度。
参考中国社科院测算方法，按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衡量，2015年末我国全社会整体负债率约为250％，与美国和欧洲发达经济体接近，低于日本。居民部门负债率约为40％，在各经济体中处中下游水平。存在问题的是，企业部门负债率已达到140％左右，2008年以来上升较快，已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去杠杆的问题所在。在企业负债率高企的同时，不少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融资效率呈下降态势。2015年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仅为5.57％，主营业务成本率达85.97％，财务费用占利润总额的21.9％，不断加杠杆产生的财务成本支出使微薄的盈利难以承压，其主因之一就是企业过度融资。
当前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结构较为相似，客户选择和风险偏好趋同。例如，上市银行的电力、公路、城建行业贷款占比均为15％左右，部分银行十大客户集中度达40％。在经济增长周期变化和新旧产业交替过程中，银行信贷过度集中于某些传统行业和投资领域，容易造成产能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进而形成产业结构调整困境。尤其是部分低效企业和项目占用大量金融资源，导致信贷资金沉淀，进而形成了资金在低效产业甚至僵尸企业中转不动、退不出的局面，影响了新兴产业和小微企业信贷的可获得性，造成结构性的社会资金短缺，降低了信贷资金使用效率。
（三）过度关注增量使宏观审慎管理进退两难
货币信贷不同于GDP和财政收支等宏观指标，财政收支、GDP属于当年流量指标，而货币信贷具有存量或余额属性，投放后不会每年清零，而是结转、积累形成存量并继续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构建以资本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但对信贷增量的依赖和思维惯性，使部分金融机构对于贷款绝对额、贷款市场份额的追逐热度不减，加之一些地方政府的干预，总体上延续了贷款规模扩张型发展路径，货币信贷的存量盘活、结构优化和使用效率提升等政策导向容易被忽视，“稳增长”往往被片面解读为“宽信贷”，从而与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出现背离。这种片面关注信贷增量管理的模式不改变，必将弱化甚至扭曲货币信贷政策执行效果。
（四）信贷过度累积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
货币供给只有在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条件下，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微观视角。对于银行信贷而言，只有当新增贷款用于满足有效的资金需求时，才能产生相应的投资回报，最大程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如果新增贷款投向供大于求、难以创造经济利润的行业或企业，将对经济产生负面作用，还可能出现贷款无法如期偿还而形成坏账，破坏正常的资金循环。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具有强烈的亲周期性，在经济上行期，激进的信贷投放带来的风险可能被掩盖，但在经济增速下行、经济结构调整期则将面临严峻考验，非理性的信贷总量持续扩张必将带来资产质量风险集中暴露。目前我国信贷存量已近百万亿元，巨大的信贷总量累积势能是应重点关注的风险隐患。
（五）资本监管约束限制信贷扩张空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启动了一系列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的金融监管改革。
目前工、农、中、建四大行已全部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需增加1％的附加资本。未来随着国内银行业务规模、复杂程度和全球活跃度的进一步提升，可能会有更多的银行成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可能还会相应提高。
2015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又发布了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规则，要求到2025年新兴市场国家商业银行TLAC需达到风险加权资产的16％，如该国金融与非金融债占GDP比例超过55％，则需提前执行。近年来，我国债券融资市场发展较快，2015年债券发行量较上年增加58％，债券余额较上年增加28.5％，若保持目前增速，很可能在2019年后就触发提前执行的阈值。
国际资本监管新规出台与我国利率市场化加快推进、经济发展转型“阵痛期”相叠加，在短期内给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挑战。一方面，风险敏感的资本监管新规对处在经济下行周期里的商业银行会提出更高的资本要求。另一方面，经济新常态下大型商业银行盈利不可能再持续过去的高速增长，而盈利增速的大幅放缓，又限制了其内生资本补充能力，在新型资本工具的发行渠道尚未完全打通的情况下，资本供给更为稀缺。资本监管要求提高、资本补充能力下降以及信贷增量资本占用将持续产生新的资本缺口，这使得信贷增量规模扩张道路难以持久。可以说，资本对银行规模边界和信贷增速的刚性约束显著增强，盘活信贷存量正是最好的解决途径之一。
国际银行业“瘦身”和信贷管理
审视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对我国银行业信贷发展模式的研究。国际大型银行资产规模经历了由快速发展到平稳发展的阶段，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许多大银行开始对资产负债实施“瘦身”调整。资产组合配置、资产证券化和信贷流转等流量管理方式，对保持国际大型银行信贷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一）危机后国际大型银行的主动“瘦身”调整
为应对危机带来的冲击以及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复杂形势和长期不确定性，国际大型银行先后在2008年、2012年开始了两轮“瘦身”调整，一方面对业务结构、机构与人员布局进行重新摆布，收缩证券、衍生品、投资银行等高杠杆业务，从而更多地专注于银行核心业务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等领域；另一方面主动通过减持和转让等方式，降低资产特别是信贷资产总额，改善资产流动性，降低资本占用，增加风险抵御能力，并为抢占未来复苏中的市场先机积蓄能量。
按照最新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以除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24家主要上市金融机构（不包括法国的BPCE，其为非上市银行）为例，2006年和2007年这24家金融机构总资产合计分别为31.4万亿美元和39.2万亿美元，增长率分别为18.5％和25.0％。在2008年次贷危机所引发的第一轮冲击下,这24家机构的总资产增长率骤降至5.6％；2009年总资产更是较2008年负增长8.6％。2012年开始，受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和更加严格的资本监管新框架逐步成型等因素影响，国际大型银行开始了第二轮“瘦身”。截至2015年末，这24家机构的总资产规模已降至33.8万亿美元，较2008年末累计下降近20％。目前，第二轮“瘦身”仍在持续进行中。
作为最主要的资产类别之一，信贷资产规模的收缩成为大型银行“瘦身”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格兰皇家银行。该行金融危机之前通过一系列并购扩张活动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金融集团之一，但也因此在危机中遭受重创。2009年，该行将资产划分为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两大类，并开始处置非核心资产，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在英国本土以外市场的贷款资产。2009年－2010年两年间，苏格兰皇家银行总资产规模累计减少约9500亿英镑，贷款余额累计收缩4200亿英镑。在2012年开始的第二轮业务收缩中，该行的总资产和客户贷款规模又进一步收缩了约45％。至2015年末，苏格兰皇家银行的总资产和客户贷款余额分别为8154亿英镑和3247亿英镑，仅相当于2008年末三分之一的水平。
其他国际大行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战略调整举措。比如，花旗银行在危机后实施重大重组计划，将主要的信贷业务限定在核心州和大都市。汇丰银行从2011年开始对非核心业务的大规模清理处置，其中一大重点就是北美市场的银行卡、消费金融等资产。到2015年末汇丰北美地区的贷款余额比2010年末减少了三分之一。
同时，也有少数银行在金融危机初期逆市扩张，但最终还是不得不被动“瘦身”。
随着宏观经济环境持续低迷导致的需求下降，国际性大银行通过战略“瘦身”等主动性策略，普遍步入信贷平稳增长阶段。近十年来，除富国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因并购重组因素贷款平均增速超过10％外，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等国际大型银行的贷款余额平均增速均在10％以下，花旗银行十年累计增长仅10％。
与国际大型银行相比，得益于国内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我国银行机构贷款保持高速增长，工、农、中、建四大行十年贷款平均增速均高于15％，十年累计贷款增长3.3倍。目前，四大行贷款余额均已超过花旗、汇丰、摩根大通等国际大行。
（二）流量管理增强了国际银行业信贷经营能力
面对宏观经济运行和产业发展周期演变，国际大型银行在收缩信贷规模、控制风险加权资产增长的同时，积极创新和扩大资产组合配置、资产证券化和资产交易等流量管理工具的运用，不断挖掘存量资产周转空间，调整优化信贷结构，增加对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区域和发展前景好的行业的信贷投入，降低宏观经济低迷区域和处于衰败周期行业的信贷配置，努力改善信贷资产的整体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
其实，在历史上，银团分销、资产证券化、贷款出售流转等信贷存量和流量管理工具措施，都源于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需要，成为推动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和商业银行经营转型的重要动因。以资产证券化为例，20世纪80年代后期，欧美银行业各类资产抵押证券开始不断涌现，成为商业银行盘活存量、增加流量和提高盈利的主流策略。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有力促进了美国消费的增长，美国商业银行证券化资产标的中，包括住房按揭贷款、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等在内的零售贷款资产占了很大比重。零售业务的快速增长不仅弥补了金融脱媒等分流的贷款需求，而且实现了贷款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美国银行业零售贷款在贷款总量中的占比达到75％左右，信贷结构风险与收益的平衡性相对较好。
向信贷增量与存量管理并重转型
尽管当前“盘活存量”常被提及，但社会公众对货币信贷供应的关注焦点仍主要集中在信贷的增量和增速上。因此，适应经济提质增效对金融服务的新要求，必须深入研究金融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推动信贷经营从“重增量”向“增量与存量并重”转变，并最终构建“存量为主、增量为辅”的全流量管理模式。
（一）推进向增量与存量并重管理的观念转变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存量移位再贷与增量信贷资金的效用完全相同。存量移位再贷是指存量贷款到期收回后，将腾出的信贷资金再投放运用于新领域新客户的过程，是通过信贷资金内部流向的调整，推动信贷结构的优化。
实际上，完整意义的每年新增贷款，不是当年年末信贷余额与年初信贷余额两个时点数之差，而应是当年投放贷款数扣除其中对原客户的续贷部分，因此既应包括新增贷款，也应包括存量收回移位再贷。增量与存量仅仅是两个时点间形态的不同体现，前一时期的增量在下一时期就会变成存量，到期收回的存量又将转化为增量。例如，银行将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并产生效益后归还的贷款、个人住房按揭到期还款所腾出的信贷资金转贷给其他客户，其效用与新增贷款并无差异
其次，要充分认识到存量管理的资源配置效率高于传统增量管理模式。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快推进多层级资本市场建设,直接融资对银行信贷的分流和替代效应日益显现，银行信贷增速趋缓，增量结构优化的作用空间收窄。2015年新增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76.6％，较2002年95.5％下降了18.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随着信贷规模的持续增长，存量基数逐年增大，调整盘活的空间和势能更大。例如，工商银行2015年新增人民币贷款8863亿元，而贷款存量到期收回移位再贷1.88万亿元，是新增贷款的2倍多，二者相加，全年实际新投放贷款达到2.77万亿元，与各项贷款余额（10.9万亿元）的比例为1∶4，即每年有高达四分之一的贷款要重新进行投放。按此推算，全国近百万亿元的信贷存量调整盘活潜力极其巨大。
如果存量这一块用不好，甚至用在了夕阳产业、过剩产能、低效领域，不仅不会成为服务经济结构调整的动能，甚至成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障碍。因此，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中，如果仅仅依靠信贷增量的拉动而忽视庞大的信贷存量，供给侧改革难以深化，经济转型升级的成效也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三是要充分认识到新常态下银行存量管理对于自身健康持续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根据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要求，以现在的国内银行规模扩张速度，我国银行业资本压力整体上升。通过信贷存量管理，可以提高信贷周转速度，扩大同等信贷资金投入的实际资本供应水平，或者说，也相当于大幅节约了资本。更重要的是，通过存量收回再贷，也检验了原贷款投向的质量和效率。同时，通过资产证券化、资产交易、不良资产处置等措施，可以增强银行信贷资产的流动性，为商业银行灵活根据负债业务发展、经济周期变化等摆布资产，提高资产负债的匹配度、改善资产质量提供了更大的主动性，并能创造债券发行、投资管理、交易服务等新的业务机会。
（二）加快完善信贷增量与存量并重管理的金融体系
应该说，目前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意识到加强存量贷款管理的重要性，但从整个银行业来看，尚没有形成信贷增量与存量并重管理模式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亟须健全相应的市场体系、明确政策导向和监管要求。
一是完善信贷增量与存量并重管理的经营环境。“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强金融宏观审慎制度建设的目标任务，人民银行2015年底正式推出宏观审慎评估（MPA）体系，将宏观政策关注点拓展至广义信贷，综合评估商业银行资本与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等多个方面，改变了以往紧盯狭义贷款增量的政策传导机制，这为商业银行合理规划自身信贷发展目标、实施信贷增量与存量并重管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同时，各级政府将进一步通过发行债券方式置换商业银行存量平台贷款，预计未来两年银行有巨额存量贷款置换收回，这也为商业银行加强信贷流量管理创造了新的空间。全社会应形成一个重视盘活存量、管好流量的金融服务导向和舆论氛围，特别是地方政府应改变以往仅关注本地区金融机构信贷增量的思维，不仅要重视商业银行信贷增长，更要重视存量移位再贷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成效，鼓励商业银行积极主动地充分挖掘、利用和优化信贷资源。
二是夯实信贷资产证券化及贷款交易的市场基础。“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丰富金融市场产品，鼓励信贷资产证券化。目前要加快培育资产证券化开展所需的一系列基础条件，包括强化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建设，提高信用评级行业水平，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优化资产证券化所对应的资本计量标准等等，以促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尽快由局部试点转向全面推广和常态化发展。要积极培育全国范围银行贷款交易的二级市场，推进商业银行存量贷款交易的标准化、规范化发展，鼓励商业银行通过出售一部分存量贷款，为新的贷款需求腾出更多资金和资本，实现全行业存量贷款的有效盘活。
当前推动银行债权向股权转化的声音日益增多。债转股模式能够快速降低企业融资杠杆和信贷存量，拓展银行处理表内不良资产途径。目前首先要解决债转股与现行商业银行法相悖的问题，为银行规模化持有一般企业股权消除制度障碍，同时要解决债转股占用风险资本较高的问题。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银行被动持有的股权，两年内风险权重高达400％，两年后更是上升到1250％。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坚持市场化原则，清晰界定债转股的适用条件。只有发展有前景、产品有市场但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才是债转股的合理选择，否则将增加银行长期经营的不确定性和负担。“二战”后日本银行为了盘活信贷存量，通过债转股方式将经营困难企业的银行贷款转化为企业的股权投资，暂时缓解了企业财务困难，但随着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衰退，企业经营困难与银行不良贷款最终却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债转股不能简单地把银行债权转成股权，而需要经过一系列缜密周详的制度设计和技术准备才能逐步加以推开。
三是建立信贷增量和存量并重管理的统计监测体系。在实施宏观审慎评估框架内，应研究建立金融机构信贷存量周转的统计标准，定期发布相关数据。组织开发全社会金融资产增量和存量一体化的统计监测系统，跟踪分析存量贷款数量增减、结构变化、期限利率等情况，引导金融机构更加重视贷款存量运行情况，并为各方面客观评价货币信贷运行提供参考。
（三）鼓励全流量信贷管理模式的实践探索
相较于信贷增量管理，信贷存量管理需要提前规划存量信贷的安全收回、流向改变、形态转换、市场交易或直接退出，其操作流程更复杂，管理要求和数据需求更高，配置效率也相应较高。要鼓励银行积极尝试，探索从统计体系、监测体系、管理体系和评价体系入手，系统规划、梯次推进，逐步建立起信贷全流量管理新模式。
一是加强全流量的信贷结构布局。建立信贷存量与增量并重管理机制的目的，是通过统筹信贷流量管理，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提升信贷质量效益。其核心是要前瞻性把握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从行业、区域、客户、产品等维度做好信贷整体布局的规划，突出信贷资源配置的差异化导向。推动信贷资源从低效行业企业有序退出，进而实现信贷资源从低资质客户向高资质客户移位、从高风险领域向优质信贷领域移位、从融资过度区域向战略性区域迁徙。
二是建立全流量信贷资源配置机制。改进商业银行传统年度贷款计划分配以增量计划为主的方式，将存量移位再贷与增量计划合并为全流量计划进行统筹分配，并科学调整相应考核机制。
三是完善全流量信贷管理体系和配置平台。完善与信贷增量与存量并重管理相适应的统计、监测、调控和目标考核体系，从区域、品种、行业、客户、期限、利率和质量等方面进行综合监测，跟踪分析流量的数量增减、结构变化、期限利率和累收累放等情况，实现信贷流量的参数化管理和实时优选配置，必要时实行刚性控制，将信贷流量精准配置于符合政策导向的领域。
四是推动全流量管理相适应的流程再造。信贷全流量管理涉及银行计划配置、授信审批、信贷管理等职能部门，商业银行应厘清相关业务和管理部门的职责界限，建立与存量移位管理相适应的科学的信贷授权、审查、审批、资金配置、贷后管理等流程，提高全流量管理效率。
五是建设全流量管理需要的专业团队。信贷全流量管理需要优化信贷、风险等专业人才配置，建立存量移位专门管理团队，实现对全集团、全客户、全产品、全流程的增量与存量移位再贷高频度、多维度和全方位的监控管理，为信贷结构调整和信用风险防控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作者为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