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换位到总理的普京曾称他自己“厌倦了外交政策”。时隔八年，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俄罗斯强人似乎又一次感到了厌倦。
4月5日，普京宣布将在内务部原有的内卫部队基础上组建近卫军，由总统亲自调遣指挥。根据克里姆林宫公布的总统令，国家近卫军的主要任务包括在紧急情况下维持社会法律秩序、参与打击恐怖主义、协助保卫领土、打击武器走私等。除了参与审讯调查之外，国家近卫军拥有原内务部队和警察部队的所有权限。
同一天，俄罗斯还撤销了联邦移民局和联邦毒品控制局，两个机构的原有工作人员裁员三分之一，其原有的缉毒、打击武器走私和非法移民等职能收归至内务部，由内务部第一副部长高罗威（Alexander Gorovoy）和副部长瓦尼奇金（Mikhail Vanichkin）分别接管移民和毒品监管事务。
俄罗斯政治分析家米哈伊尔·托洛伊茨基对《财经》记者指出，这是普京在过去两年内将主要精力放在乌克兰、叙利亚等境外冲突之后，工作重心由外交向内政转移的一个强烈信号。“过去两年，国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几乎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俄罗斯国内笑称：‘普京外出去作战了’。”托洛伊茨基说。
执法机构变动
历史上，近卫军是统帅身边的扈从部队，常担负最紧迫艰险的军事任务，是一个国家战斗力最强、最忠于国家元首的部队。近代以来，近卫军更多变成一种荣誉称号。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那些战功卓著的部队均被授予“近卫”的称号。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军队已经多年不使用“近卫”之称。
俄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学者闻一告诉《财经》记者，无论是从当前国内因经济问题可能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还是从俄国内复杂的民族关系和上层权力争斗而言，普京都需要一支能够应对突发事件的武装力量。
这支武装力量还需要应对重新兴起的恐怖主义威胁。俄罗斯过去几个月针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引来被报复的风险，并因战机意外被土耳其击落而结下仇怨，至今双方怨气未消。考虑到土耳其对高加索地区穆斯林的影响力，俄国内面临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有增无减。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国家近卫军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约17万人的原内务部队、4万－5万人的特警和快速反应部队，以及约20万人的体制外安保人员。经过对这些武装力量的筛选和重组，国家近卫军的兵力规模将在30万左右。
近卫军总司令将由原内务部队总司令佐洛托夫（Viktor Zolorov）担任，并直接向普京汇报。佐洛托夫从1994年普京还在圣彼得堡担任副市长时就是他的保镖，自普京1999年被叶利钦提携为总理，佐洛托夫就一直担任普京的卫队长，直到2013年10月被提拔为内务部队的副总司令，不到一年之后又晋升为总司令。早在2013年，俄罗斯国内就有将内务部队、空降部队和宪兵整合成为近卫军的传闻和猜测。
随着新的任命，佐洛托夫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常务成员的12人名单，替换了曾任内务部长和国家杜马主席的格雷兹洛夫。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社会与地区项目主任尼科雷·佩特罗夫称，此次内务部改组，尤其是佐洛托夫的晋升，是普京执政以来对国家执法机构最大规模的改变。
设防大规模群体事件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并不讳言，新成立的国家近卫军将“很有可能”被用于针对未经许可的大规模集会的行动。
在成立近卫军的总统令颁布后，俄罗斯前首富、石油和银行业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成立的“开放俄罗斯”网站发布了一个近卫军近期针对街头游行人群演习的视频，里面有发射眩晕弹（一种可以通过巨大声响和闪光使人眩晕的非致命性武器）和水炮来控制人群的镜头。
俄罗斯在今年9月将迎来国家杜马选举，尽管在选举期间发生大规模群体性骚乱事件的可能性较低，但是没有人否认俄罗斯民众的不满情绪正在积聚。曾经在俄罗斯独立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调查中心工作的Tatiana Vorozheikina就认为，尽管这种不满还没有演化为街头抗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发生些什么，而且越晚，情况会越糟。
在俄罗斯目前的体制下，杜马选举并不能决定执政者的去留，但也是一个可以检验民意的晴雨表。
生活在大城市的中产阶级是受到俄罗斯经济下滑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他们收入普遍减少，同时还要面对进口食品价格的飞涨。
“且不说需要从欧盟国家大量进口的奶酪和牛肉等，之前需要从土耳其进口的柿子价格也翻了一番（很多俄罗斯人需要从柿子中补碘）；此外，去年与土耳其关系恶化以及在埃及发生的恐怖袭击，让俄罗斯人失去了土耳其和埃及这两个便宜的旅游目的地，中产阶级的积怨可想而知。” 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薛福岐告诉《财经》记者。
这些人正是2012年总统大选时上街示威游行的主体，2012年5月6日，反对派在莫斯科街头组织了规模达数十万人的反普京游行，是普京自2000年主政以来遇到的最大执政危机。虽然今年不一定上街，但“他们很有可能借杜马选举的选票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更何况还有两年后的总统大选”，薛福岐判断。
重新梳理并集中内务部队的指挥权还有防止地区领导人滥用武装力量的考虑。在2008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和2009年加里宁格勒的群众示威游行时，两地均动用了防暴警察部队，所幸没有酿成更严重的后果。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和2014年乌克兰“独立广场”浪潮中，均有当事国军警在最开始处置不当的因素，造成了随后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乃至政权更迭。
此外，佩特罗夫指出，建立一支直属于总统的精锐部队对那些觊觎权力的体制内精英也是一种不小的威慑。
在过去两年中，俄罗斯接连参与了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克里姆林宫的主导思想是与西方进行全面对抗，并且在遭遇西方经济制裁的情况下基本保证了国防开支不受影响。有“西罗维基党”之称的强力部门领导人（包括军队、内务部和联邦安全局等）自然在普京身边颇为得势。
“普京需要保证这些人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尽量不干涉政治，成立近卫军可以让他们有具体的事可做，同时打压其膨胀的野心。”佩特罗夫说。
需要普京设防的不只是“西罗维基党”，近两年，受普京委任管理车臣的小卡德罗夫也有不断坐大的趋势。一方面，车臣每年从联邦财政预算中获得大量的拨款以保证对分裂主义的压制；另一方面，卡德罗夫有权力调动3万战斗力剽悍的驻车臣内务部队，其中不乏在第二次车臣战争后期缴械投降的叛乱分子，其中很多人又摇身一变成为在车臣穿制服的警察。
在前总理涅姆佐夫遇刺一周年之际，其生前好友伊利亚·亚辛在莫斯科发布了一份关于涅姆佐夫遇刺的调查报告，矛头直指卡德罗夫。嫌犯达达耶夫（Zaur Dadayev）为前车臣地区内务部队的一个副营级指挥官。“我无法确定刺杀是卡德罗夫直接指使的，但是没有他的同意，没有人敢从车臣出发执行如此高规格的刺杀行动，”亚辛说。
此前有乌克兰官方消息称，2014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进行的秘密军事行动中有来自车臣的前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队的身影，据此认为背后可能也有卡德罗夫的支持。
卡德罗夫偶尔也会不小心暴露出他的野心。去年4月，驻扎在车臣地区的联邦部队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执法机构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采取的一次联合特别行动中击毙了一名车臣当地人员，卡德罗夫因自己没有提前知晓这次行动而发怒，随即宣布他的部队可以无条件对未经他本人允许的联邦武装力量在车臣的行动开火。但卡德罗夫很快意识到自己的言论有些越界，在个人网络社交空间删除了相关信息。
《大西洋月刊》曾在一篇文章中称，对于卡德罗夫到底是普京意愿的执行者还是他的心腹之患，谁也无法猜透，而且很难说哪种情况更糟。
“将内务部队的指挥权统一到近卫军的名下在车臣地区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等于普京加强了对部队调动的指挥权，借着对部队重新整合和清查，那些混迹在内务部队的原叛乱分子也将无处藏身。” 薛福岐评价说。
缓和对欧美关系
普京必须正视的，还有国内急剧恶化的经济状况。2015年，超过300万俄罗斯人由于家庭收入的减少重新回到贫困线以下，统计数字显示俄罗斯的贫困人口比例达到了13.4％。“尽管俄罗斯政府通过国家媒体的宣传使人们将当前的经济困难归咎于欧美针对俄罗斯的敌对行动，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俄罗斯后工业化研究中心教授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对《财经》记者说。
通过两年在外参与战争和国内意识形态对抗的动员，普京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根据列瓦达中心的民意调查，普京在2016年一季度的支持率仍然高达82％。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也显示，74％的俄罗斯人将会在下一届总统选举中将票投给普京。
欧盟和美国原本针对普京身边的寡头和俄罗斯民意设计的制裁方案没能够伤害到普京，反而帮助他在国内扶持了对西方持强硬态度的“西罗维基党”，更是让普京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民间支持基础。反过来，制裁俄罗斯给欧洲经济带来的伤害以及棘手的叙利亚难民问题让欧盟领导人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与俄罗斯的关系。
俄罗斯在叙利亚对“伊斯兰国”进行高强度空袭让俄罗斯与西方的紧绷关系出现缓和余地。看似一致的目标让人淡忘了乌克兰问题，也重新开启了与西方大国领导人对话的大门。3月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公开称，乌克兰在未来20至25年内不能成为欧盟和北约成员国；4月7日，荷兰公投否定了欧盟-乌克兰联系国协定，虽不具约束力，但至少反映了欧盟内部的一种心态。
在解除对俄制裁的问题上，欧盟和美国也基本达成了一致。今年初，法国经济部长马克隆就主动示好，称希望欧盟于2016年夏季取消对俄制裁。随后，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高官也纷纷附议，密集表态希望欧盟在本轮制裁在今年夏天到期后不再延期。
3月24日，普京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之后十天，美国国务卿克里造访俄罗斯并与普京会见，公开表示如果俄方履行明斯克协议的所有条款，美方准备解除对俄制裁。在整个2015年，美俄高官之间几乎没有公开讨论过解除制裁的事宜，美国甚至在去年7月还扩大了对俄制裁的企业和个人名单。
有评论认为，奥巴马逐渐意识到快速打压俄罗斯势头的如意算盘已经在落空，与俄罗斯的缠斗已在逐渐使美国偏离既定的战略轨道——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因此，在奥巴马任期的最后一年，民主党急需修正偏离轨道的外交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