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开春以来，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一轮V型反弹，激发了市场沉寂多时的投资热情，带动诸如罗纹钢等滞销原材料价格猛涨，据说连一些公园广场舞大妈也在参与商品期货炒作。与此同时，在持续近两年牛市之后，债券市场出现阶段性拐点，国开债、信用债收益率剧烈调整，悲观者甚至用“哀鸿遍野”来形容债市异动之惨烈。

去年股市行情大起大落，今年大宗商品和债券市场异动，加上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暴涨，均应当引起我们高度警觉。在中国经济趋向转型、调整的“新常态”过程中，金融市场相继异动，暴露出金融与实体经济仍然缺乏有效联动，相应风险防范和关键改革刻不容缓。

大宗商品价格虽然在今年明显反弹，但并未出现所谓大宗商品新牛市。因为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于大部分大宗商品的真实需求并无明显增长，目前仅靠炒作资金的涌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无法长期支撑。从去年开始，中国从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转向主要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拉动增长，有利于中国经济企稳，但不利于大宗商品暴涨。与此同时，虽然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通胀预期等基本面仍然存在分歧，不少投资机构对债券处于观望期，但越来越多机构愿意相信，债券市场异动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因此无须对商品价格暴涨过于兴奋，也不必对债券市场变化过于悲观。最重要的还是弄清这些金融市场异动背后，实体经济与金融存在的脱节与错位如何得到改善或扭转。

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是，今年一季度的货币供应、信贷及社会融资总额等数据高涨，但其中相当部分流动性仍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成为各种金融交易炒作的主力游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数据，到今年一季度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3.4％，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22.1％，增速均明显上升。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4.61万亿元，超过2009年一季度的4.59万亿元，创历史纪录；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6.59万亿元，同比多1.93万亿元，也创了新高。市场流动性如此充足，表明货币政策支持力度够大。

从另一个角度看，自2014年底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六次降准、六次降息，目前由于多年来的债务积累数字巨大，中国经济实际上杠杆规模已经不小，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放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不大。今年中央财政赤字率上调至3％，结构性减税规模超过5000亿元，可以预期，接下来出台更大规模财政强刺激政策的可能性也在减小。

中国实体经济增长与金融资源增量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反差。今年一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6.7％，总体上符合市场预期，具体看则喜忧参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8.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10.3％，但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5.9％，规模工业增加值不到6％，实体经济仍然主要在按惯性发展，来自金融增长的助推并不明显。包括金融机构自身，比如商业银行，一方面信贷规模增长较快，另一方面由于管理效率不高，盈利增长亦趋于停滞。热闹的创业、创新虽然激活了中国民众参加市场的热情，但对整体增长的真实贡献仍然有限。

进一步分析可知，一季度中国经济企稳，在某种程度上是用“加杠杆、补库存”等方法换来的。比如，金融与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明显，但各领域的产业投资增长相对有限，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局面尚未得到明显扭转。而此前的事实已经证明，通过信贷扩张等简单金融手段给房地产加温，必然继续造成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和资源错配。

当务之急，不是继续推进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高强度刺激，尤其不能放任流动性在金融市场泛滥，推动股票、房地产、债券及大宗商品价格的此起彼伏，而是应当集中于解决阻碍实体经济与金融两张皮的联动失衡。核心有二：一是加速清理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不要任其继续吞噬各种政策性金融资源；二是加快放松医疗、教育等供给不足领域的进入限制，鼓励更多金融和产业资本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真正让有效的市场需求，主导金融等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

为此既需要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切实简政放权，更要下决心解决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不匹配等突出问题。比如有专家建议，中国应考虑借鉴德国经济与金融的联动发展模式，从金融供给侧入手，用间接金融匹配制造业，放宽民营资本准入，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推进实体经济有质量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