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联涛/文

这个月在巴黎举行的新兴市场论坛上，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政治家引用诺贝尔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La Paz）的话说，法国大革命之后，19世纪是在寻找自由，20世纪是平等，而21世纪则应是博爱。

自由和个人自由的概念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但却在美国宪法中体现得最为极致，个人自由几乎成为一种绝对权力。在此之前，权力是公有的，由国家或者至少是一批精英决定。

随着美国的崛起，个人权利的至高地位被广为接受，因为它迎合了个人自我意识和自我决定权。但人类无法孤立存在，人类生活在社会中，权力伴随着责任，自我尊重的同时也必须尊重他人。

资本主义精神，即“个人的欲望会带来公共福祉”，在20世纪得到长足发展。这也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但却并不平等。富国和发展中国家收入与财富的差别虽然在缩小，但几乎所有国家内的贫富差距都在拉大。

这导致观点的分化，性别、世代和地缘政治力量之间的理解出现巨大分歧。甘地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足以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但却无法满足我们的贪婪。

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一种主流观念的所有缺陷，这种观念即美国梦是可以持续的。少数人的美国梦是否可以持续已经存疑。如果到2050年全球人口达到100亿，世界将变得无比拥挤，如何实现博爱，避免战争，将是本世纪的首要问题。

巴黎举行的新兴市场论坛上发布了新书《2050年的世界》，参与该研究的包括各领域的领袖，如德国前总统科勒、IMF前总裁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以及一些新兴市场的前首脑和部长。

这本由世行前理事科利（Harinder Kohli）编辑的书尝试思考21世纪面临的主要问题。这本书认为，21世纪主要议题是人口和地理。

到2050年，印度将成为人口第一大国，而第三名将是尼日利亚，非洲的人口数量和发展速度将居各大洲的第三名。该研究非常及时，因为已经有迹象显示，治理不善、人口爆炸和气候变化的压力导致了内乱、战争、大规模迁徙和国家的失败，前殖民国家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划定的边境线已经开始崩塌。

全球迁徙的大趋势将颠覆现有秩序，特别是欧洲，这种迁徙包括合法的移民工人以及非法的经济和政治难民。欧洲国家能否在每年吸收100多万移民而同时避免造成文化、生活标准、法律与秩序的重大变化？

在失业率已经很高、住房已经短缺的欧洲城市，如何安置这些新移民，包括随之而来的家人？如果没有适当的安置和社会接纳，是否会引发更多的恐怖袭击和内乱，打破欧洲今天的舒适生活？

虽然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的风波逐渐平息，但英国退出欧盟的可能性又成为一场噩梦。英国是去是留反映的是英国人对欧洲的情感。所有的经济逻辑似乎都表明英国应当留下。德国需要英国来保持欧洲势力的平衡，英国的冷静外交能够有效地制衡欧洲南部一些成员国的浪漫主义（缺乏财政自律）。人们担心难民危机将自制克己的英国更加推向孤立主义，宁愿在不列颠群岛内相亲相爱。

从亚洲来看，欧洲的稳定和繁荣曾经是全球和平稳定的重要基础。欧洲不仅是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且其温和中庸和常识理智往往能够有效地平衡美国的“例外主义”，正是这种例外论让美国错误入侵伊拉克，引发中东秩序的崩溃。或许中东的现状本来就脆弱，而人口增长、低油价和气候变化的压力让其更为严重。

中亚和非洲的边境线是19世纪殖民游戏的产物，前殖民国家无视部落或地理现状，划分各自势力地盘。而今天，这些界线正被非国家的玩家无视。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法，为日渐武装起来并且愿意为权利而战的年轻人创造适合的工作，否则就无法重建和平和秩序。纵观历史，领导革命或战争的始终是失业的、失望的年轻人。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简单来说就是修公路、铁路和港口从而连接欧亚大陆，在历史贸易通道之上打造新的贸易途径。

历史上首次将有公路和铁路连接中国和印度，直至中亚和欧洲大陆中心，北至俄罗斯，南抵非洲。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年轻人创造就业，这些做法最有希望避免大规模社会动荡。这是21世纪的伟大博弈——要么互爱互助、要么自相残杀。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杰出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