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

再就业缓解下岗对子女教育负面影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赵颖

“国企下岗、家庭资源与子女教育”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1055号

国企改革导致下岗职工家庭经济收入迅速减少，改变了家庭经济特征，从而对以教育为主要特征的子女人力资本积累产生影响，而这种宏观改革对微观福利的影响程度尚未得到充分评估。

使用1989年－2011年CHNS的数据，通过岗位调整和经济变动的双重标准剔除了提前退休、停薪留职和“下海”等类型职工对下岗职工识别可能的影响，并就国企下岗职工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和机制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示：1.下岗职工对子女实际教育年限产生了近-4.3％至-6.9％负面影响。1993年－2000年左右失业的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最集中。这一时期，恰逢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开始的时期，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使得短期收入迅速减少，从而对子女的教育产生较为显著的负面冲击；2.父母下岗导致家庭资源减少，主要是推迟了子女受教育的时间，进而对子女教育产生负面影响，但不是终止子女的教育；3.下岗职工积极实现再就业，且能保持再就业的持续时间，那么这种负面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再就业不仅对自身和家庭收入具有重要作用，更是避免人力资本代际贬值的重要途径之一；4.导致这种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相对贬值的内在传导机理，在于家庭资源减少直接对子女教育产生负面影响，而家庭内部风险的代际传递和外部教育体制的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这种影响程度。

在此意义上，国有企业改革导致职工下岗的一个微观成本即职工下一代子女的教育会受到负面影响。宏观层面积极出台的下岗再就业政策，能通过缓解家庭的经济收入压力和减少负面的具有风险性的个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父母下岗对子女教育方面的冲击。因此，虽然下岗会导致人力资本贬值的代际传递，但积极实现再就业会尽可能地减少这种负面冲击的影响，从而为子女的教育保驾护航。

制度

中国家庭资产的变迁

西南财经大学 李凤等

“中国家庭资产状况、

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管理世界》2016年第2期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和2015年的社区匹配数据，对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数据表明：中国家庭资产增长明显，2015年家庭资产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87.6万元和33.1万元，较2013年分别增长8.5％和23.9％。家庭资产均值和中位数之间的差异表明了资产分布的极度不均，但这一现象在2015年有所缓解，并且家庭资产有向中等资产家庭聚集的趋势。资产分布不均还表现为城乡、区域不均。

调查还发现：住房资产是中国家庭资产的主要构成部分，近两年来出现了较大的增长，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的家庭。但是，住房资产的投资吸引力正在减弱。

此外，金融资产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更多体现在投资性风险金融资产上，并且理财产品也越发受到青睐。家庭工商业资产下降幅度较大，但同时有更多的家庭开始了工商业经营，其中网络经营占比在上升。

观点

考试成绩“高”的信号机制

斯坦福大学 Rebecca Diamond、Petra Persson

“重要考试中教师评分

自由裁量权的长期影响”

NBER工作论文第22207号

在瑞典，学生进入高中之前的最后一个学年，教师在全国数学考试中有极大的评分自由裁量权。通过展示考试分数分布显著高出离散分数点，将瑞典大量的操纵考试成绩的记录下来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教师利用自由裁量权来提高考试当天发挥不佳的学生成绩，而不是基于学生的性别或者移民身份来提高他们的成绩。

进一步发现，尽管操纵考试分数本身不提高人力资本，但它为受益人带来深远的影响，提高了受益人在将来学习中的成绩、高中毕业率和大学入学率；降低了青少年生育率；并提高了未来的劳动收入。

这对分数影响的研究做了重要补充：在教育系统内，考试成绩高有直接的信号机制，不仅激励学生，也可能激励教师；而加倍的努力和更高的人力资本相结合，最终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了重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