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勇/文

2016年4月29日上午，我从微信中看到陈忠实先生去世的消息，心中不由一震。随后，拨通《陈忠实传》的作者邢小利电话，询问情况。他给我简单讲述了陈忠实先生患病一年来发生的事情，然后便是一声叹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辞典里，“文如其人”“因内符外”“表里必符”一直是重要的评价体系。我觉得，陈忠实先生是可以担得起这种称谓的。

我读《白鹿原》应该是1992年底或1993年初，当时这部小说先后发表在两期《当代》上，我读的就是这两本杂志。读完之后意识到，这部长篇很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之作，但还说不上是完美之作。如今检点我的感受，或许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我已读过张炜的《古船》，也读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所以，再读后来者的宏大叙事，心中就有了标高。《白鹿原》没能让我如痴如醉，欣喜若狂，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后来看洪子诚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白鹿原》的评价，也基本上坐实了我的看法。洪先生说：“小说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完全回避以‘传统’文化支撑的个人、家族、村落，在现代观念、制度的包围、冲击之下出现破裂与溃败的命运的揭示。这也是小说中的失败感和浓郁的‘悲凉之雾’产生的根源。不过，《白鹿原》对这种裂缝、冲突、失败的叙述显得局促，作家显然没有留出足够的空间。《白鹿原》叙事结构上存在的脱节、矛盾，正是作家的信念与经验‘在文本之中形成的致命的伤口’。”这应该是持平之论。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显得“局促”？为什么文本中又有“致命的伤口”？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我以为，也许这正是陈忠实这代作家的短板所致。陈忠实是1942年生人，可以说是生在旧中国，长在红旗下。他曾把赵树理看作“第一个文学引路人”，又把柳青看作“文学导师”。赵树理那代作家尽管存在的问题多多，但他们还是以鲁迅先生为师的。而到陈忠实这一代，却只能以赵树理、柳青为追模对象。仅从师承关系上看，这首先就有一个一代不如一代的问题，加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环境和文学处境，陈忠实所接受的文学教育便处在一个极度匮乏的状态。及至七八十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进程和欧风美雨的洗涤，他的知识结构、文学信仰、政治主张、写作路数等等，就必须有重大调整，甚至要大换血。陈忠实把这个过程概括为“剥离”。

然而，“剥离”异常痛苦，因为那是“一种剥刮腐肉的手术”，很可能会出现撕心裂肺的疼痛。比如，陈忠实崇拜柳青，而当“包产到户”的政策落实到田间地头时，《创业史》中极力维护和宣扬的东西已下落不明。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创业史》中的文学性与政治性又牢牢焊接在一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是因为如上原因，时至1982年，年届不惑的陈忠实受到了致命一击。他有了“惑”且必须“解惑”，也必须进行所谓的“剥离”，否则写作将难以为继。

也正是因为这种不断的“剥离”和不停的反思，陈忠实开始脱胎换骨了。此前，他虽写过一些中短篇小说，甚至《信任》还获得了1979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但是按照李建军在《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中的看法，他的前期作品都有“平面化写作”之痕。如果借用陈忠实本人的说法，那些作品或许还只是“生活体验”之作，并未进入“生命体验”的层次。只是从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开始，他有了写长篇的想法，再到他终于写成那部可以“垫棺材做枕头”的《白鹿原》时，他大概才真正完成了“剥离”，他的写作也才有了某种大气象。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是巴尔扎克的说法，也是陈忠实抄录在《白鹿原》中的题记。可以想见，当作家本人写作《白鹿原》时，起码有把它写成民族“史诗”的雄心壮志。而“史诗之作”，也是许多评论家对《白鹿原》的基本定位。但许多年之后，陈忠实却写过一篇短文，名为《我们没有史诗，是因为思想缺乏力度》。这既是在为中国当代文学把脉，也意味着他如此思考问题时，或许也把自己的《白鹿原》排除在外了。“史诗”产生的艰难，源于我们思想的贫弱，也源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贫困。由此看来，活到晚年，陈忠实已变得越发清醒，也把小说的那点道理琢磨得越来越明白。

《白鹿原》后来荣获茅盾文学奖（1997年），陈忠实也开始担任陕西省作协主席，并当上了中国作协的副主席。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而是让散文成了主打文体。他甚至像路遥写《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那样，写了一篇数万字的长文：《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莫非他是“一本书主义”的信奉者？不得而知。

像路遥那样，陈忠实无疑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守护者和开掘者。如今，他已驾鹤西去，可以与路遥在天堂里畅谈小说问题，或者反复吟诵他所喜欢的白居易的《城东闲游》了。诗云：“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