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苏琦

尤瓦尔·赫拉利不经意间在中国成了一名“网红”，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争议他在《人类简史》里那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比如21世纪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平等的世纪，比如人类历史可能更多是一部歪打误撞将错就错的历史，比如农业革命就是一场陷阱等等。

无论如何，在经过近30年在新史学指导下对小人物、边缘人物的日常命运和局部的、区域的小历史的“关爱”后，人们渐渐对过多通过森森细细的细节去填补大历史画卷的努力感到不满足，就像素食主义了大半天突然想吃肉一样，迫切希望再次跳出来看人类自身的“大历史”，这也是近年来各种全球史、新全球史、世界史和简史又呈现爆炸性增长的根源所在。而《人类简史》可以说较好地满足了人们这方面的需求，视野足够宏观和全球，视角也足够“俯视”，几乎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待芸芸众生和凡碌尘世的变迁，一部人类简史并不仅仅是关于人类自身的历史，同时还是一部自然史、生态史和地质史等等。

日前《财经》记者采访了尤瓦尔·赫拉利，对该书的逻辑、架构和一些判断进行了探讨。期间尤瓦尔·赫拉利展现了客观包容的史观，同时又对人类社会未来的前景表示深深的忧虑。

大融合的三大推手

《财经》：你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背后的逻辑是大融合，人类在越来越快地成为一个大家庭。但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大家庭，所以你将这个趋势追溯到了人类历史的起点。

赫拉利：历史充满了反复。人们分分合合，帝国崛起，帝国崩塌。汉朝是个强大的帝国，它崩溃之后又诞生了新的帝国。纵观几千年的历史可以看到，每次统一范围都更大，而分离则越来越不那么极端，能够保留一些延续的关联。

1万年以前，全世界有几千个不同的部落，彼此毫无关联。比如一个在中国，一个在以色列，一个在美洲，它们之间互不往来。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彼此的联系越来越多，即使帝国灭亡，这些关系也不会突然消失。这主要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更好的技术，比如交通和通讯，让不同人群之间更容易相互沟通、贸易，并产生政治关联。而且这些技术不会完全消失。帝国可能会灭亡，但促成帝国崛起的技术，比如古代的文字、马车以及后来的蒸汽机、火车、收音机等，它们却没消失。就仿佛一个发明了文字的文明不可能完全丧失书写能力。

今天的世界成为一个统一的社群，或者说一个统一的文明。世界不同地区仍有冲突，如中东，但这就像家庭内部的争斗。每个家庭都会有些内斗，有时候最糟糕的冲突正是发生在家庭内部。当今世界就是如此，冲突依然存在，但这是家庭内部矛盾。

世界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经济方面。今天全世界都是单一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对经济应该怎么运转人们或许有不同看法，但全球的所有经济体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中国也会受影响。中国有危机，欧洲也会受影响。一切都是相关联的。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第二是科学层面。今天几乎所有国家对自然的基本理解都是相同的。1000年前，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对自然有着不同的认识。比如1000年前的欧洲，如果你生病了去看医生，会发现医生对人体构成、疾病的原因、使用的药物有一套理论，而在中东、中国、日本或美国，却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理论。今天，虽然各地仍有一些细微的差异，但基本的认识是相同的。如果心脏病或癌症，不管是在北京、伦敦、纽约还是东京，医生基本上都会根据相类似的理论，以类似的方式进行治疗。大家对生物学的理解是一致的，对物理的理解也是相同的，没有国籍之分，不管是中国、印度还是以色列，都是一样的。从经济和科学（对自然的理解）层面来看，当今世界是一个统一的社群。

《财经》：就连伊朗也希望用同样的方法造原子弹。

赫拉利：没错。伊朗人和以色列人对所有事情都有不同见解，除了物理。大家都同意应该怎么造原子弹。

《财经》：你是怎么找到一个叙事框架来讲述认知、农业和科学这三次革命的？

赫拉利：这个框架其实不是我发明的。很久以来，很多历史学家都认识到农业革命、科学和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两次最关键的革命。很多历史学家据此来划分历史：农业革命之前的阶段，从农业向以科学和工业为标志的现代过渡的阶段，然后是科学和工业的现代社会阶段。这一点我借鉴了其他历史学家。

《财经》：你认为导致人类大融合的三大因素是金钱、宗教和帝国。有没有人指责说你政治不正确，帝国怎么能是良性的统一因素呢？因为我们习惯了说“邪恶帝国”。

赫拉利：的确，特别是在西方，上个世纪帝国变得很坏。帝国或者帝国主义大概是最糟糕的称呼了。如果你说美国是帝国，美国会说“不，我们不是一个帝国”，因为帝国这个词太难听了。但帝国成为贬义词是个很新的现象。

而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过去2500年左右，帝国都被认为是好事，不管是在东方（中国）还是西方（罗马帝国，然后不同的欧洲帝国）。人们认为如果没有帝国，就会充满混乱，战争不断。而帝国意味着统一，更和谐、更和平。但今天这种看法会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特别是在西方。但我试着让人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

当然，帝国在历史上也曾经有很多劣迹。帝国并不总是好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至少在过去2000年里，帝国是最成功的政治体系，大多数人生活在帝国体制，而不是独立的王国或城邦。如果按人口算，多数人是生活在帝国里的。今天的人类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帝国时期的遗产。包括我们的语言，英语使用最广就因为它是大英帝国的语言，所以现在成为世界通用的沟通工具。其他占主导的语言有西班牙语、法语、中文、阿拉伯语和俄语，它们都是帝国的语言。今天多数人都用这些帝国的语言来思考甚至说梦话。

同样，世界上的主要宗教也是通过帝国传播的。很多艺术、建筑、音乐和文学都是帝国的产物。历史是复杂的。帝国有时会为恶，发动战争，进行种族屠杀和压迫等。但同时，对帝国也不可全盘否定。否则就等于说人类文化的大部分都是不好的，都应当摒弃。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倒回3000年前，使用帝国出现之前的语言。

《财经》：是的。单一民族国家导致的暴行可能比帝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帝国更多让人自我治理，而民族国家则深入基层包管一切。

赫拉利：我的家庭来自东欧。犹太人在东欧生活了几百年，我的曾祖父母生活在哈布斯堡帝国时代。其实对犹太人来说那是很好的时代，因为在哈布斯堡帝国大家都是少数民族，犹太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大家都是少数。然后突然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帝国灭亡，民族国家出现，然后有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然后犹太人开始遭到迫害。我的曾祖父母逃出东欧。之后就是大屠杀，大部分犹太人都被杀害。民族国家的时代对欧洲的犹太人来说是最黑暗的时期。

现在风向又向回转，比如欧盟。当然情况不完全一样，但从1918年到1989年，民族国家林立的时代，对欧洲来说很糟糕。现在又开始统一，不能说是一个帝国，但至少更接近帝国而不是民族国家。

《财经》：另外一个问题是话题的选择，有了逻辑和构架，但历史那么长，如何选择合适的话题？

赫拉利：在写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最困难的问题就是重点放在哪里。我一直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关于这件事或者这个过程，人们应当知道的最重要的点是什么？”我也会尽可能从比较广的视角来分析事情，不是站在某一个文明或某一种意识形态的角度，而是更全面地看问题。甚至不仅仅从人类的视角，而是站在生态系统、其他生物的视角来看历史。如果我要写农业革命，我不仅关注它对人类的影响，也会关注对其他动物和生态系统的影响。这是我的原则，不管写什么，都会从尽可能广的视角来思考，而不是从一个宗教、意识形态或文明的角度出发。

“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财经》：人们开玩笑说，读了你的书之后可能会变得悲观，觉得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更好的地方或者更好的时代。你怎么看？

赫拉利：我不认为我很悲观。我只是试着现实一点。历史上所有重大发展通常都有好坏两面。人们希望听到简单的故事，“好”或者“坏”。但实际上你应该说“不，它是复杂的，有好有坏的”。即使在今天，世界上在发生着很多不好的事情，像生态系统遭破坏、气候变暖、人口问题、野生生物灭绝等。这些都是不好的事情。但同时，我们也生活在历史上最和平的年代。过去70年，从1945年以来，全球的暴力已经急剧下降。虽然中东等地仍有战争，世界上仍有犯罪和恐怖主义，但如果站的更远一点，我们应当感到非常乐观，因为这是历史上最和平的年代。

《财经》：特别是人口的死亡率。

赫拉利：没错。之前有10%的人口死于暴力，现在大概只有1%多一点。自杀的人数其实超过死于暴力的人数。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恐怖主义、基地组织，好像这些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但从实际数字来看，由于饮食过量而死亡的美国人至少是死于恐怖主义的美国人的1000倍。这么算来，麦当劳其实比基地组织更可怕。

但光看新闻，会觉得世界充满暴力，这是因为暴力的新闻更吸引眼球更有卖点。如果你总是从新闻上看到暴力，你会觉得我们生活在充满暴力的时代。但我们应当意识到，人类创造了更多和谐，减少了暴力，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这不是上帝或者某种超自然力量的所为。特别是1945年之后，人类意识到，如果不改变彼此互动的方式，人类将自我毁灭。所以我们改变了彼此相处的方式。

今天，中国的崛起让美国非常担心，100年来美国一直是老大，现在他们担心中国会取而代之。历史上，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总会爆发战争，因为曾经的老大或帝国想要用暴力保护自己的地位。

《财经》：修昔底德陷阱。

赫拉利：对。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总是会打架。现在中美之间关系虽然紧张，但不大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美贸易能带来更大的利益。战争对两国都会造成经济和军事上的重创。没有人真的希望中美之间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是的，冲突和紧张仍然存在，但大家知道战争不是选择。

《财经》：或许两大强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但两个小国之间呢？

赫拉利：比如代理人战争。是的，但即使如此也比100年前超级大国之间爆发战争要强得多。现在“代理人”之间爆发小规模的战争，这当然很不好，但比起过去已经是不小的进步。

《财经》：历史有自己的深意和内在的发展势头。但你在书里又说它是随机的，是一个又一个错误的连续。

赫拉利：我不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决定论的。很少有什么事情可以说成是“这就是历史定律，必然会这样”。我们刚才讨论过人类融合的例子。虽然有那么多的意外和选择，但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可以说历史指引着我们走向融合统一。但会产生怎样的大一统？这就非常随机了。为什么在20世纪，是欧洲和西方统一了世界？他们发现了美洲，发现了澳大利亚，打造了世界帝国。为什么英国、法国、西班牙成为世界帝国，而不是土耳其、印度、中国或者日本，这里面没有一点必然性。

宗教也是如此。为什么基督教是最大的宗教，伊斯兰教是第二大宗教？它们都是发源于中东地区的一神教。为什么发源中东的一神教会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宗教呢？这里也没有决定论的原因。如果历史上某些事情或事件有所不同，也许佛教，或者一种谁也没听说过的宗教会成为今天最大的宗教。

基督教在4世纪成为罗马帝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这在当时是很奇怪的，因为基督教是犹太教中很小的一个教派。并没有任何地理、DNA或气候的因素规定大家都必须信奉基督教。这不过是偶然。而基督教却因这种偶然变得越来越重要。

然后，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伊斯兰教得到发展。伊斯兰教也接纳圣经和相同的神：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是他的延续，而不是一个新的神。如果当时某些事情发生改变，或许今天就没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了。

是的，人类和历史走向融合统一，但其具体特征并不确定，不一定非要是欧洲式的。

《财经》：关于人类幸福，你认为我们这一代有新的问题，所以并不比上一代更幸福。在中国人们觉得比30年前更幸福，虽然精神生活上可能有更多困惑，但比起之前物质上的苦难、贫困和疾病，应该说今天更幸福。

赫拉利：毫无疑问。同样，这也是规模和视角的问题。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在19世纪中叶以前，普通人的物质条件和身体状况都没有多少进步。比如1850年的中国农民，他们的生活比起2万年前好不到哪里去。事实上工作变得更加艰苦，饮食一点也不好，2万年前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们能吃到不同的鱼、动物、水果和蔬菜，而19世纪中期的普通中国农民可能只能吃到米饭。

疾病也更多。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人很少患病，而在19世纪的中国可能疾病更多，因为大多数的疾病来自家养的动物，并且在大城市传播。

此外，社会等级制度和剥削也更严重。2万年前人们生活在小的群体里，几乎没有贫富差距。19世纪的中国贫富差距却很严重。

但过去100年里，普通人的生活第一次得到真正的改善。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寿命更长了，有更好的药物来治疗疾病（穷人也一样），饮食更好。在此之前饥荒是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几乎每年世界上都会出现饥荒。而今天，在中国、印度或其他地方，人们有时候可能非常贫穷，吃的很差，但并不会出现过去那种大规模的饥荒。

这是人类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消灭饥荒，当然有战争或政治压迫的地方除外。今天没有自然饥荒，只有政治饥荒。

不过我们不知道21世纪能否延续这个趋势。我们可能会面临生态灾难等危险。此外，物质条件发生巨大改善的同时，也有伤害人类福祉和幸福的事情出现。社群和家庭的瓦解就是显著的例子。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的幸福与我们的社会关系息息相关。过去100年里，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社群甚至家庭也在崩坏（特别是在工业社会）。

《财经》：这是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

赫拉利：我听说了。我跟人们交谈，大家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大家庭的一分子，彼此认识，有一种社群感。不，现在的人们更加孤独，彼此孤立，这不利于人类的福祉。我们还看到，即使物质条件改善，人类的幸福也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条件。最主要还是取决于预期。预期得到满足就会有幸福感。得不到满足，就不幸福。条件改善了，预期也提高了。你或许比祖母那一辈拥有的更多，但你也期待更多，所以你未必比你的祖母更加幸福。

《财经》：更焦虑。

赫拉利：更加焦虑，更加不满。比如中东的革命。埃及2011年的条件比以前都要好，很多世纪以来，埃及一直受饥荒、疾病和战争困扰。在穆巴拉克时代，没有饥荒，没有大规模流行病，也没有大规模战争。人们幸福吗？不，他们非常不满。他们要这要那，所以起来闹革命。现在革命之后，又对革命的结果感到不满。

技术会让人们更加不平等

《财经》：人们通常认为技术革新是一种民主的力量，能够推倒不平等的壁垒，造福所有人。但你在书里提到对生物工程创新的担忧，担心无法承担这类技术费用的人可能不如别人活得久？

赫拉利：上个世纪医疗的发展造福了多数人。例如，抗生素或疫苗的出现帮助了所有人，上至国王下至农民，每个人都从中获益。

今天却不同。有两个原因，一是医药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前，医药的主要目的是治疗病患。现在却越来越多地是为了提升健康。治病是平等的，而现在一些人要求比别人拥有更多，记忆力更好，更聪明，更美丽等。这就是不同性质的医疗服务了，这就导致不平等。

第二个原因是，在20世纪，政府大量投资发展为所有人服务的医疗，因为政府知道，国家的军力和经济实力取决于国民。20世纪是大众的时代。要想有大而强的军队，就要几百万的战士。要有成功的经济，就需要几百万的工人。

《财经》：大量廉价劳动力。

赫拉利：廉价但是健康的劳动力。如果工人因为生病无法上班，那就不好了。即使在非民主社会，比如纳粹德国或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精力发展医疗服务提供给普罗大众。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但却需要哪怕是最贫穷的德国人去参军或在工厂劳动。

21世纪，事情在发生变化。大众不那么重要。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不需要那么多人。美国并不会招募数百万贫困的美国人来参军。相反他们有各种技术，网络武器、无人机，不需要人来驾驶。军队需要受过高度训练的人才，专业人才、特种部队，或者能够制造并使用最新技术的人。

经济领域也可能发生类似变化。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替代越来越多的人类的工作。因此就不会有动力大力投资于改善人民健康。如果有一种非常昂贵的治疗手段能够延长生命，或改善人们的能力，但成本非常高，只有极少数精英能够享受这种技术，他们就会成为超人。而大部分的人口被排除在外，享受不到这种先进技术。

《财经》：会出现反抗吗？

赫拉利：人们可能会非常不满。但问题是他们能否有效地反抗。19世纪和20世纪爆发过很多反抗，因为权力在人民手中，所以人们反抗。而21世纪的权力不再掌握在人民大众手里，因此很难。

《财经》：你对人工智能的未来怎么看？

赫拉利：人工智能或许是今天摆在人类面前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的发展速度超出所有人的想象。每年人工智能领域都会有新突破，人们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正在成为现实。比如今年的阿尔法狗。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人工智能可能让人类失业，因为它们可以比人类更出色地完成多数工作和任务。没有人知道会带来怎样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19世纪的工业革命导致大量新的城市无产者出现，没有经济或意识形态模式告诉人们如何应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19世纪产生了新的阶层、新的问题，也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来解决现代工业的问题。

《财经》：以及福利体系。

赫拉利：是的，出现了新的应对模式。今天，人工智能掀起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会出现新的阶层。不是城市无产者或工薪阶层，而是无工作阶层，无用者，没有工作的人。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告诉我们怎么办，怎么面对大量没有用的、不被需要的人。

从更广义的角度，人工智能改变的可能不仅是历史，还有生物本身。40亿年以前，地球上的生物进化发生在有机体的范畴内。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体，植物、人类甚至恐龙，都是有机体，都遵循有机化学的规则。人工智能可能成为第一个非有机生命体。40亿年的有机生命之后，我们可能进入非有机生命的全新时代，生命体以硅而不是碳为基础，遵循电力电子而不是有机化学的规则。

这远远超出历史的范畴。这将是生命史上，40亿年前地球上出现生命以来，生物学的最重大变革，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因为，有机生命局限于地球，很难离开地球。派人去火星或太空非常复杂，需要水、氧气等等。很难。但派人工智能去火星就简单了，而且可以待上1000年都没关系，它不需要氧气和水，只需要太阳能就可以运转。如果生命能从有机变成无机，那么就能够复制星系，这是人类这种有机生物无法做到的。那么多科幻电影描述了载人宇宙飞船，而现在不需要人驾驶，只需要飞船、电脑和人工智能。

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全球治理体系

《财经》：在书中你提到由此带来的伦理道德挑战。谁来制定新的伦理道德规范？人们如何共同合作处理这类威胁？

赫拉利：这是最难的问题，因为通常当我们想到未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担心技术。但技术只是物质基础，而技术革命的社会、政治甚至伦理道德后果更难预测。问题在于生产技术的人，比如电脑工程师，并不具备伦理道德、哲学、历史或艺术的背景，他们只是精通电脑。

他们可能试着思考技术的影响，但却不具备专长或经验。政府也应当思考技术发展的后果，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我不知道中国怎样，至少在以色列和美国，政府并没有进行这样的思考，因为他们忙于应对手头的事情，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战争或移民问题。大家都着眼于明年或者未来一两年。没有人在思考“30年后我们会拥有比人类更聪明的人工智能，可能会有几十亿人失业，怎么办”？几乎没有政府在思考这些问题。这很危险，因为随着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快，政府的观念可能越来越狭隘。

《财经》：只有四年的视野，因为要选举。

赫拉利：选举是一方面，同时也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很难。政治家也很难理解这些问题，因为需要理解基因工程或人工智能才能理解未来。多数政治家不了解这些。

《财经》：也没有这方面背景。

赫拉利：是的。我们看到，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人真正知道不久的将来是什么样。以前政府不仅是管理者，还是领导者。他们对未来有远见，可能不一定是好的愿景，有时候可能很糟糕，但至少他们能长期思考。现在很多政府只是管理者。他们管理日常工作，发工资、收垃圾等等。这没问题。但政府并没有思考三四十年后地球或者人类会是什么样子。

《财经》：人们需要柏拉图所说的哲人王。

赫拉利：是的，因为这需要他们更多地像哲学家而不是像政府一样思考。但多数政府并没有这么做。

《财经》：让我们回到当下。你在书里提到，帝国衰退后，世界和平可能不会再延续个70年。或许ISIS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全球层面的政府协作，混乱不可避免。

赫拉利：中东的情况很糟糕。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暴力，最终怎么收场谁也不知道。但我想媒体和一些政府夸大了ISIS和恐怖主义的威胁。我之前提到过，从统计数字上看，饮食过度导致的死亡超过恐怖主义。“伊斯兰国”可能威胁到了中东国家，但却并没有真正威胁到全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真正的问题是人们和政府反应过激。恐怖主义有点像戏剧。恐怖主义者其实很弱小，他们无法征服一座城市或者真正改变政治局面，所以就像演戏一样，上演可怕的暴力戏码，抓住人们的想象。在我们的想象里，事情不断恶化，变得比实际情况更加糟糕。

人们开始想象，每个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每次离开家都可能会被恐怖分子炸飞。而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极小，但想象却将其放大到无限大。这也对政府构成压力，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因而可能反应过度，比如开始迫害所有的穆斯林。这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很多并不是恐怖分子的穆斯林也被迫害，那么就会引起反抗。这会让事情越来越糟糕。恐怖主义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会夸大威胁，做出过度反应。

对世界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来自气候变化或人工智能等事物。这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和恐怖主义。如果气候变化给很多国家造成干旱，比如非洲和中东的很多国家，没有雨、没有水，农业瘫痪，那么就会有几亿人失去食物和生计，他们可能会试着向欧洲迁徙。

几乎每天我们都能看到关于欧洲恐怖主义的新闻，但却很少有关于气候变化的。因为人们觉得气候变化很无聊，太复杂，大家都不懂。科学家才懂。所以报纸不会太多关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却很刺激，有暴力，所以新闻大量报道。媒体有责任不去夸大恐怖主义的威胁，而更多关注当今世界面临的更深层的问题。

《财经》：不仅是恐怖主义，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等都需要全球性的治理。但政治家聚到一起只会相互争吵和指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赫拉利：这当然是个大问题，不过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显然人类今天面临的重大问题都是全球性的问题，无法靠某一国政府解决。就连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或中国，都无法独自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或人工智能问题。

面对世界上多数重大问题，比如气候，国家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比如经济上所有的国家都相互依赖。生态上也互相依赖。但政治系统仍然很落后，仍然将世界分成独立的政治体。这形成政治局面和真实局面之间的不平衡和不和谐，导致瘫痪无力。比如移民问题是整个欧洲的问题，可是虽然有欧盟，每个国家仍然试着用自己的一套，这行不通。

《财经》：所以我们需要一套新的全球权力分配体系。

赫拉利：我不知道会是怎样一个体系。联合国没有用。是不是应该让全世界所有人选举全球领袖呢？如果这样的话，可能特朗普会当选。

我们不一定需要一个全球政府，像全世界的老大哥一样，但却需要全球治理，具有超越国界的能力的某种方法。这是必要的，因为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果没有全球治理，那么人类将很难应对21世纪的危险。

很大程度上，未来人类的繁荣取决于打造全球治理的能力，这并不是指通过军事行动创造出一个统治全球的大帝国，这不可能。可能一些大型危机会迫使全球主要政府意识到，除非他们放弃政治独立，打造更加强大的全球治理体系，否则人类连生存都将面临威胁。就像应对核武器一样，人类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政治体系，此前爆发过大规模国际战争，但现在不会。同样，我希望，在面对全球变暖或人工智能崛起等威胁时，人类能够通过改变世界的治理方式加以应对。

《财经》：最后一个关于你个人的问题。你在以色列长大，这是一个被包围的小国家，与周边国家冲突不断。你是如何在样的环境里练就幽默感、开放的心态和宽广的视野呢？

赫拉利：如果你生活在以色列这样一个充满冲突、思维狭隘的地方，你要么也会变得狭隘，相信世界非黑即白；要么你就会走向反面，超越现实。你会变得非常宽广，可以带着幽默感去更宽容地看问题。我想我属于后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