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卓贤/文
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棋局过半，增长前景减弱的风险却日益真实。根据IMF最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2016年全球增长率的基线预测为3.2％，比年初预期下调了0.2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经济增长已不会切换到金融危机前的“大稳定”模式，如何保持现有动力而不是试图回到原有增长轨道，是成功实现长期发展的关键。
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在增速企稳中正努力实现着新旧动能的转化。追寻新经济是不甘于苟且的新航程，一艘经济巨轮的转向途中不会只有诗和远方。我们必须首先得辨明新经济的彼岸，还要更新测度新经济前进方向的罗盘，更要避免巨轮搁浅于需求不足的浅滩。
彼岸
如果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化，一个国家就有可能陷入某种长期停滞的发展陷阱、发展经济学最初讨论的贫困陷阱
此岸只生灭，彼岸为涅。之所以要开启动能转化的新经济航程，是为了避免陷入增长停滞的陷阱。经济学通常用“发展陷阱”来表示一种高度均衡状态，即在没有趋势性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任何扰动性的改变都不能持续，经济增长最终会回到原来的均衡上。我们可以将发展陷阱分为以下三种：低收入陷阱是一种贫困陷阱，描述了低收入国家无法从传统“马尔萨斯模式”切换到现代“索罗模式”的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陷阱则形容中等收入国家无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不能从“索罗模式”切换到内生增长模式；高收入陷阱是指受到技术周期的影响，高收入国家生产率出现下降，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放慢了步伐。
不论处于哪个发展阶段，如果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化，一个国家就有可能陷入某种长期停滞的发展陷阱、发展经济学最初讨论的贫困陷阱，前几年谈的比较多的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当前热议的高收入国家长期停滞问题，其实都涉及到新旧动能转化问题。可以说，寻找到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新经济彼岸，是一个长期的全球性议题。
在国际上，“新经济”一词最早是和互联网经济相关的概念。在当下的语境中，国内不少人士将新经济作为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概括，强调技术创新和应用、经济活动运行新载体、要素整合和重组新模式。本文认为，新经济之“新”，不能只囿于新技术的“新”，而应将能否产生增长新动能作为标准。下面试举三例辨析。
一是夕阳红产业。传统之见，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低于年轻人，银发经济似乎成为不了新动能。但最近一些研究表明，退休者拥有更多资产，是新一轮资产增值的最大受益者。发达国家年龄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支出4万亿美元，成为最有消费能力的群体。笔者去年考察了日本的养老产业，深切地感受到，作为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把老龄化的负担转变为一种比较优势。高质量的养老看护服务、老年公寓的建材、与轮椅接轨的浴缸……像这样的产品，并没有很多科技含量，也不需要很高的投入，但是它的市场需求很大，对质量和个性化要求很高，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也不小。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6％，针对庞大老年群体消费特点的“夕阳红产业”难道不算新经济吗？
二是制造业。美国和德国不同的产业升级路径定义了导向相异的新经济。从产业结构上来看，美国的制造业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一路下降，德国的制造业比重直到最近几年还略有增加（见图1）。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美国市值最高的公司是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脸书等互联网企业，德国市值排名靠前的则是戴姆勒、西门子、宝马、大众、蒂森克虏伯这类制造业公司。反映到人均铁路货运量和用电量指标，美国这两项指标与经济增长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但德国的这两项指标却一直在随经济增长而提高。新经济的彼岸上盛开的是牡丹还是玫瑰，我们不必急于下结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庞大的转型国家来说，百花盛开才是春。
三是金融业。这两年，金融业成为我国GDP增长的重要动力，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015年上半年高达20％左右。很多人把金融归为高端的创新服务业。但仔细想想，金融行业发展的历史比矿泉水行业都要短一些吧。金融的业务领域很广，既有像“刷脸支付”这样的创新业务，也有支撑金融业增加值最重要的传统信贷业务。显然，我们不能把后者归入新经济的范畴。
罗盘
新经济从投入到见效具有滞后性，如果统计体系不能反映这一点，就有可能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决策提供错误信号
在茫茫大海航行中，最靠得住的是罗盘。在20世纪，指引世界经济航向的罗盘是GDP。20世纪30年代，为消弭经济大萧条所暴露的信息鸿沟，库兹涅茨开发了一套国民收入账户，用以衡量一国的生产能力。经过“二战”战时计划的推动，GDP逐渐发展为一个完善的汇总统计指标，成为政府设置税率、降低失业和管理通胀的罗盘。
萨缪尔森在其经典教材《经济学》第15版中曾这样评论GDP这一工具：“正如人造卫星能够探测地球各大洲的天气一样，GDP能够给你一幅关于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画。这就使得总统、国会以及联邦储备委员会能够搞清楚，经济是过冷还是过热，是需要刺激一下还是需要紧缩一点……如果没有诸如GDP这样核算经济总量的指标，政策制定者们只能在杂乱无序的数据海洋中飘泊……”
然而，在通向新经济的航程中，新环境下的磁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旧有的罗盘有些失灵了。关于GDP的缺陷，以往的研究曾集中于不能反映家庭劳动等非市场活动、没有计算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损失、包含了交通事故等对社会福利没有贡献的支出等。一个被广为流传的经济学笑话是，雇主将保姆娶为妻子后，经济活动并未减少，GDP却下降了。本文主要强调新经济环境下旧统计体系的几点缺陷。
一是服务业的统计难题。从历史上看，GDP是制造业时代的产物。当服务业特别是新兴业态的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探索新的衡量标准就成了当务之急。随着互联网技术改变着服务业的基因，人们所消费服务产品的品质大幅提高，但新兴服务业的边际成本却下降至零。对于GDP而言，免费的服务是不计入到统计范围之内的。虽然提供这些免费服务的企业可由广告的导入而获得可持续的商业收入，但我们在数据上看到的结果是，在线音乐的兴起降低了唱片业的产值，在线旅游软件的推广减少了旅行社的收入，网上银行的应用延缓了“爱存不存”的物理网点投资……
我国服务业比重增长较快，2015年已经突破50％（见图2）。在服务业细分行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等，统计工作起步较早，而新经济集中的“其他服务业行业”是统计调查体系中相对不健全的部分，需要探索更能反映互联网技术特点的新方法。
根据Charles Bean的综述，目前有两种非货币化的方法来衡量互联网服务对产出的贡献。一种方法是根据用户使用互联网的时间来估计互联网服务的贡献。利用这一方法估算，美国经济2007年－2011年的GDP每年多增长0.74％。另一种方法是将用户使用的网络流量作为代理变量，来估算互联网服务对产出的贡献。西欧国家2006年－2014年网络流量年均增长35％。运用这一方法估算，英国同期的GDP每年多增0.7％。
二是过度衡量的金融业产出。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金融业增加值是金融部门在一定时期内通过提供金融服务创造的价值总量，它由融资服务增加值和中间服务增加值组成。融资服务增加值是金融机构提供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发行和购买证券等资金融通活动形成的产出，中间服务增加值是金融机构从事证券交易、投资管理、结算、外汇交易等不具有融资性质的中间服务的产出。
其中，份额最大的信贷服务增加值，等于无风险利率和借贷利率之间的利差乘以贷款额。在金融危机期间，发达国家的银行由于担心贷款违约，提高了贷款的利率。这一原本负面的因素扩大了存贷利差，反映到GDP上表现为金融业增加值的上升。
更为重要的是，金融业增加值的统计无法反映风险状况。当一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上升时，信贷增长中的不良贷款，股票交易里的泡沫，这在当期都会体现为统计上“量”的增长，但其“质”的问题并没有暴露出来。这一情况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美国和欧洲，造成了人们对金融部门之于实体经济贡献的高估以及对风险的误判。
三是对新经济研发投入的捕捉。新经济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新经济从投入到见效具有滞后性，如果统计体系不能反映这一点，就有可能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决策提供错误信号。在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中，虽然承认研究与开发活动可以为未来带来收益，不是一种仅用于当期生产的投人，但鉴于研究与开发支出不易识别、计量和估价，而将其作为中间消耗处理，不计入GDP。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经济中的研发支出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其资本属性也越来越明显。新推出的SNA2008对研发支出有了新的界定，不再将其作为中间消耗处理，而是视为资本形成纳入GDP。
截至2016年1月，已有39个国家按照2008年SNA的要求，将研发支出作为资本形成处理。我国目前仍采用SNA1993体系，把研发支出作为中间消耗处理。201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4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之比）为2.10％，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更好地反映技术密集型和服务型的新经济应有之价值，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快推动实施SNA2008，以引导政府和企业更加重视创新。
浅滩
应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改革，遏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改变居民财富差距加剧的趋势，提高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
现有对新经济的讨论，重点集中在供给侧，其中隐含的假定是：对新经济的需求是充分的。我们想指出的是，需求特别是内需对于新经济的发展也很重要。内需不足将会导致经济巨轮搁浅于需求的浅滩。
当前世界经济既面临需求不足，也面临有效供给不足，前者导致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后者导致潜在增长率本身出现下降。金融危机使得主要经济体的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恶化，导致各类投资需求不足；全球性的收入分配问题导致了消费需求不振；各国国内需求不足又影响到大宗商品和投资品需求下降，导致全球贸易下降。
对于中国而言，居民消费需求是新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联合国贸发组织4月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比重由2014年的12.3％升至13.8％——这是美国在1968年曾经达到的近50年来的峰值。由于世界贸易环境大不如前，中国出口占世界的比重短期内不可能再有大的提高。同时，新经济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可贸易的服务产品，相比于以往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新经济对内需的依赖程度将更高。事实上，目前在我国发展较好的电子商务、在线娱乐等新经济产业，其成功正是得益于国内庞大消费群体构成的坚实需求基础。
收入分配问题影响新经济的需求增长。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要远远低于低收入人群。当收入差距拉大，一个国家的平均消费倾向会降低，中高端产品的需求将出现不足。如果新经济持续出现供大于求，新经济有变成“新过剩经济”的风险。
新经济需求不足反过来又会导致新经济供给动力无法持续。如果国内需求无法支撑新产品与新服务的消费，则新经济的规模经济效应就无法显现，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成本很难下降，资本、人才、土地等要素就不能持续向新经济部门集聚，经济结构升级的步伐将受到拖累。
为了避免新经济搁浅于需求浅滩，我国应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改革，遏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改变居民财富差距加剧的趋势，提高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保持人们对新经济产品和服务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室副主任，本文仅为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所供职机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