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克尔·斯宾塞/文

毫无疑问，各新兴经济体正面临严峻挑战，这阻碍了它们过往那种爆发式增长，同时削弱了其发展前景。在这过程中，新兴经济体认识到了允许市场机制按照自身规律运作、保证财产权利，以及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等事务的重要性。也许最重要的是，它们知道必须把重点放在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更广泛的包容性发展方面。

在奉行这一议程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经历了艰难的开端和无数危机，还往往伴随着过度负债、货币陷阱和高通胀率。而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则面临向高收入状态过渡过程中的政策和结构性陷阱。即便如此，在日益开放的全球环境中，新兴经济体实现了巨大且迅速的进步。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一切都改变了。可以肯定的是，发展议程的核心仍旧相同，但变得复杂了。

其中一组复杂因素源于外部的全球失衡、扭曲以及不断加剧的资本流动、汇率和相对价格波动。由于这基本上是全新的挑战，因此各国手中也没有成熟的应对方案。毕竟发达经济体以前并未实施过近年这种非常规货币政策。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由于其金融市场相对缺乏流动性，这种趋势促进了对低成本外部资本的过度依赖，而这些资本可以瞬间撤走。超低的借贷成本也刺激了对杠杆的过度依赖，弱化了提振潜在增长所需的改革意愿，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遭遇利率或投资者情绪转变时的脆弱性。

对那些资源型新兴经济体而言，雪上加霜的是2014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在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加速需求增长后，各国政府纷纷觉得商品价格会近乎永久性地维持在高位。如今价格走低，这些国家面临巨大的失衡和财政压力。政府和私营部门基于乐观的假设，贸然动用了高杠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削弱了贸易流动，进一步增大了经济发展的阻力。

总之，新兴经济体遭遇的是外部产生的宏观经济转变、非常规货币政策、大范围波动以及发达市场缓慢增长带来的挑战。在缺乏明确指引的情况下，各国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方面存在极大差别。

那些表现较好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将健康的增长基本面和改革与务实积极的措施结合起来对抗外部波动。印度也从油价下跌中受益，而巴西这类商品出口国则经历了更多挣扎，这不仅仅是因为自然资源价格下跌。事实上，价格下降以及资本流向逆转同时作用，暴露了以前被有利条件所掩盖的增长模式缺陷。

如今还有一种不断加剧的挑战。新兴经济体应对这些挑战的路径选择，还必须考虑到由数字资本密集型技术所驱动的根本性转变。虽然数字技术在高科技领域和分享经济中创造了新的工作类型，却也减少和消灭了许多“常规”白领和蓝领工作。

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重要，因为越来越精密的机器对各部门的廉价劳动力构成了威胁。这些技术的高固定/低可变成本意味着一旦机器人变得比人类劳动更具成本效益，这种趋势就不会扭转，尤其是自动化组装线可以被布局在更靠近市场的地方，而非被迫选择劳动最便宜的地方。

由于早期比较优势的经典来源出现萎缩，各国需要实施以服务业为重点的政策，还需调整自身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但这是否相当于直接跳过最底层的发展阶段还有待观察。印度相对非常规的增长模式，及其较早关注服务业的发展步骤，可以成为重要的经验。

无论如何，发展中国家显然都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地方。随着这些经济体不断在自身的核心增长议程中添加项目，它们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甚至遭受重大挫折。这将使各国的经济表现迥异，并降低追赶发达国家的平均速度。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不会阻止它们追赶的步伐。　　

作者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