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海斌/文

债务问题是关于中国金融风险讨论中一个突出的问题。相对于债务水平，中国债务的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主要体现在债务增长速度过快和债务的非均衡分布。中央政府和家庭部门的负债相对很低，地方政府负债上升较快但仍然可控，但是企业债务在全球高居前列。而在企业部门，债务的分布同样很不均匀，债务突出集中在国有企业和产能过剩的制造业部门。

作为企业债务的最大持有者，银行体系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贷款质量下降和不良率上升的问题。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近年逐步上升，到今年一季度末为1.75％，关注类贷款比率突破了4％。

实际情况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更为严重。以目前银行股股价来判断，市场对于不良率的估算大致在8％－10％左右。摩根大通研究团队基于信贷增速的变动、债券发行者的信贷数据、影子银行以及产能过剩部门对银行可能带来的影响几方面的分析，认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在7％左右。另外一个相关指标是在险债务，即负债公司的经营利润低于债务利息支付负担的负债在整体债务中所占的比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基于对2800多家中国企业的分析，认为目前中国银行业企业贷款在险债务的比率已达到15.5％。

未来两三年，中国银行业将面临双重挑战。一是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不良贷款，防范出现金融风险。二是支持审慎的货币政策，保持相对稳定的贷款增速，与此同时银行需要充实资本金使资本充足率符合监管要求。而面临的一个窘境是，由于银行股价的市净率低于1，银行无法通过发行新股充实资本金。因此银行的利润需兼顾三个用途：注销不良贷款、充实资本金、利润上缴。随着银行利润增速的下滑，同时满足以上三项用途成了银行业的一个不可能三角。鉴于资本充足率的硬性约束，这在实际上是不良资产处置速度与利润上缴之间的矛盾。

未来三年，银行可降低利润上缴比例甚至暂停利润上缴（相应降低股息派送），以此加快不良贷款处置和充实银行资本金。以2015年为例，商业银行全年净利润为1.6万亿元，如暂停利润上缴，不良贷款处置会加快至每年1.5个百分点左右。这样持续三年可累计处置不良贷款占银行贷款的4％－5％左右。

加快注销不良资产有两个好处：一是盘活目前信贷存量，降低僵尸贷款的比重，提高信贷的使用效率和加大信贷对新行业的支持；二是减轻市场对于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担忧和疑虑。

反对银行降低或暂停利润上缴的理由有：一是对银行股价的压力；二是股价下跌后可能会限制银行发行新股充实资本金的能力，甚至造成恶意收购或国有资产流失；三是对财政带来压力。

这些担忧似是而非。降低利润上缴对银行股价可能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当期现金流的下降是负面因素，但加快不良资产处置会减轻市场对于银行中长期资产质量和未来现金流的担忧，有助于股价摆脱这种担忧下的低迷。

即使股价下跌，影响银行发行新股和充实资本金的能力也是个伪命题。银行股市净率已经远低于1，并不能满足发新股的要求。此外，中国的上市银行中，国有股均占了大头，也很难出现恶意收购的情况。账面上的股价短期波动不形成国有资产的实际损失或流失。

对财政的担心，本质上是一个国有企业利润跨期分配的问题。如果对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采取遮遮掩掩的方法，当期银行利润上缴被挪作他用，一旦银行体系出现不良贷款的系统性风险，不良率的上升可能会非常快。鉴于国有股是最大股东，最终的损失几乎肯定需要财政或中央银行买单。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而言，早处置比晚处理更加主动，最终成本也可能更低。现在加快不良资产处置，非国有股东也承担相应的责任，反而降低了一旦风险在后期突发式爆发所可能出现的非国有股东搭便车等道德风险的问题。

当然，调低银行利润上缴以加快不良资产处置只是解决债务问题的一环。除此之外，可以考虑的配套措施包括：在实体经济方面，进一步去产能，关闭僵尸企业；在财政政策方面，降低企业整体税费负担，也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如引入资源税）加快行业的结构性调整和企业的优胜劣汰；在货币政策上，区分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建议实行低利率和审慎信贷政策的组合；而在处理不良贷款的方式上，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市场化手段（如直接注销、打包出售、债转股、过桥银行等形式）。

作者为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