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克尔·斯宾塞/文

我从不认为外国人（编辑注：作者是美国人）在一个国家的公民面对一个重要政治选择时所发表的强烈意见，会产生多少有用的贡献。我们构建于国际经验之上的见解有时会有所帮助，但也不应混淆了各人所扮演角色的不对称性。

这点在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的全民公决上尤为突出。

6月23日表决前正反两派势均力敌，也存在着足够数量的中间派选民来影响其最终走向。但由于这场与政治和社会的分裂已经扩展到欧洲以外，我们这些外国人也许能对事情的重点部分补充一些观点。

首先，在收入、财富分配以及被动性结构变革的成本和收益方面，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在过去20年间都存在问题。

此外我们也会意识到全球化和某些数字化技术导致了工作和收入的两极分化，对各个国家的中产阶级都造成了持续的压力。

其二，欧洲的危机导致长期低增长以及高得惊人的失业率。这不仅仅是欧洲的问题，在美国，虽然名义失业率有所下降，但大规模的就业人口流失问题令人们不满。

在近期的经济冲击之下，如果能看到各方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迹象，发达国家的公民们可能会感觉没那么失望。

而在欧洲的语境下，这就意味着多国协同努力。无奈，大部分的有效应对措施都依然无影无踪。各大央行被指派了一些其手中工具和手段都无力达成的政策目标，而一部分精英则在等待机会将经济表现疲弱的罪责推到货币政策制定者身上。

当需要针对某些重大挑战作出非货币政策性反应，且这种反应要么不做，要么或多或少存在些缺陷的情况下，一个民主体制所作出的自然反应，就是更换一批决策者并尝试些不同的策略。毕竟民主就是一个反复实验以及让公民表达意愿的体系。当然“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可能会更糟。

第三，欧盟面对的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且程度更为严重：有股凌驾在民选官员权力之上的强大力量塑造了公民的生活，令他们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即便所有国家都必须应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挑战，但欧盟的重要治理元素却是超出民主体制之外的，至少那些人们理解和接触的方面就是如此。

这并不是说各国自治就不存在问题。它也存在着腐败，特殊利益集团和完全失能等常见问题。但民主的治理在原则上是可修复的，也确实存在体制性的防御手段和针对性措施。

欧元区的情况尤为不稳定，一方面公民与那些相隔遥远的技术官僚精英日益疏远。

另一方面缺乏汇率、通胀和公共投资等常规经济调整机制；另外对财政转移支付这种能传达真正的凝聚力界限信号的强大手段则限制过多。

英国“脱盟”就是这场宏大闹剧的其中一幕，它的重点在于治理而非经济。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来看，英国和欧盟其他的风险几乎完全处于下行趋势。但如果这就是问题的全部的话，留在欧盟就会是早就确定的事了。

真正的问题——有效和包容性的自我治理——在任何地方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技术性分化这样的力量根本不在意什么国界。

英国人现在表决的是，留在欧盟能否增强或减弱自身在这些动荡水域中导航的能力。但政治认同这个更根本问题也是考虑因素。

一些英国人和许多其他欧盟国家公民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自认为欧洲人并准备好再次改革欧洲的治理结构，也有理由认定如果有一个团结民主的欧洲作为实现稳定和变革的主要力量的话这个世界将变得更为美好。

无论“脱盟”公投的结果如何，英国的投票以及在其他地区展现的类似强离心政治趋势，应该引起对欧洲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的主要反思，其目标应该是重建民众的控制感和对选区负责的精神。

从长远来看这会是一个好的结果。它将要求在欧洲的各个层面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同时重新致力于诚信、包容、责任和慷慨。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它并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难题。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